湖州竹派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画派。元丰元年(1078年),文同被任命为湖州知府,在赴任途中病故。虽然文同没有到湖州任职,但按古时常以人们的官职或谥号相称其名的例制,历代均以“文湖州”相称。而后,苏轼又接任湖州太守,未几被贬黄州。
文同和苏轼虽籍隶四川,但画史上皆谓为“湖州竹派”始祖。湖州竹派一词最早由苏轼提出,他曾在一首题画诗中说:“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自此,湖州竹派创立,经历了南宋、辽、金的发展期,到了元代,逐渐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的画派。
尽管文同、苏轼没有论画专著行世,但他们画竹的技法、主张却流传深远。元代的李衎、赵孟頫、高克恭、关镇、柯九思、顾安,明代的王绂,清代的鲁得之、郑燮、诸昇等人,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文同墨竹的影响,这些人或称之为“湖州竹派”的响应者与追随者,或称之为文人画竹名家。在他们的创作中,时时刻刻都体现着一种文人情绪,虽万变而不离其宗,那就是以竹寄情,以情写竹。
湖州自古以来山水清远,号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民风淳朴,文人墨客们对其流连忘返。苏轼对湖州也有着清晰而美好的印象,他在《墨妙亭记》中说:“吴兴自东晋为善地,号为山水清远。其民足于鱼稻蒲莲之利,寡求而不争。宾客非特有事于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风流啸咏、投壶饮酒为事。”
“寓意于物”的艺术态度。苏轼在《宝绘堂记》一文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是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苏轼认为,只要化解对生命的执著,就可以进入生命的最高境界,艺术也是如此。
苏轼在《净固院画记》一文中说:“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瘳蹙,真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示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无适,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苏轼认为,文同画竹是在透彻地研究了表现对象的本质之后进行的创作,这是一种艺术规律(得其理者)。他将竹子的生、死、曲、疲、茂以及根、茎、节、芽等发生发展的规律都观察到、掌握到了,所以他画的竹子才能千变万化,各当其处,合于自然(合于天造),也满足人意(厌于人意)。
“身与竹化”的创作状态。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中这样写道:“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这里所说的“身与竹化”是指画家在从事墨竹创作的过程中,要专心致志,达到忘我并与竹融合为一的境地。
“湖州竹派”标志着从北宋开始的文化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倾向。
元代传承和发扬湖州竹派需要谈到一个关键人物——赵孟頫。元初,画坛流行着两股潮流,一种是辽金以来的北方艺术及其继承者元代宫廷的工丽画风;第二种是南宋宫廷院体末流过于精丽巧密的画风。二者皆以突出的装饰特点趋于合流。对于这些,南宋的遗民文人相当反感,他们鄙视北方的画风是因为在感情上根本无法接受与辽、金、蒙古统治密切相连的北方文化与绘画,而对南宋末年的院体画,则又将它与宋廷腐朽没落、软弱无能相联系,视之为残山剩水而加以抵触。遗民文人在武力上无法与元朝统治者抗衡,但在艺术上,他们却昂然地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自任。
赵孟頫还以书法入画,“书画同源”的思想在湖州竹派的审美理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墨竹绘画艺术不同于其它山水、花鸟等画科,它从一开始便不着色而纯以墨色为之。文同画竹常以中锋之笔画出枝竿,以颜真卿撇法画竹叶;苏轼称其书法“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书法如此,况乎墨竹?赵孟頫一方面继承了文、苏的墨竹绘画的以形写神的审美思想,另一方面则进一步将书法的精神内质运用到墨竹画的艺术表现上。在传世的《秀石疏林图》卷中他自题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
文章资料来源:
[1]沈文中:《论赵孟頫对湖州竹派艺术的传承和发扬》,《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2]马青云:《苏轼与“湖州竹派”》,《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3期。
[3]张彬:《文同与湖州竹派举例》,《收藏家》2004年第10期。
出品/四川省巴蜀画派促进会
学术/四川省巴蜀画派艺术院
四川巴蜀画派专修学校
编审/李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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