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沈周虽然也是同一条路子,却已正式形成了明代的风貌,树立了新局面。他是新兴的大家,开了当时的风气,如文征明、唐寅等这些代表作家,无不出于他的门下。在明代末期人看来,也推他为“本朝第一”。
但是,明代追随着元代的画派,更从元代的画派中翻筋斗,变手法,从通过元代的画派再来讲求北宋。在当时的写实作风,虽不能说已经絶迹,而由创造性的不够高强,似乎又隔了一层。所讲求的笔墨,逐渐地路子越来越窄,堕入于粗浅与庸俗之中,这样的翻下去,看来就有今不如古之叹了。
同时,在醉心元四家的风气之下,其中却也有不少的作家,抛弃了元人的路子,追求马、夏豪放的笔墨,戴进与吴伟,正是这一派的代表作家,在画坛上起了影响作用,与沈、文画派为对垒。但他们在这一画派中所产生的新风貌,同样没有收到很好的成果。马、夏流派,从元到明,已经成为末流,到了没落的阶段。
沈周的画派,是以董、巨为祖师,而以元四大家为法。他的老师是杜琼,杜琼的画笔,比较接近王蒙。沈周的面目,有时是很像杜的,而还有一种树法,用笔比较壮健整饬以及柳丝的形态,那是从北宋高克明出来的。
他特别爱好吴镇与王蒙,有时学倪。他的风格,偏于雄健老硬,而一般见到的,大都粗毛倔强,笔墨荒芜,情意是很浅的。如明詹景凤,对他就有过这样的批评:“有平平不见奇致者,有潦草失故步者。”他把元四家的细致的、经意的笔墨,再变为草莽的,漫不经心的,就显得那样粗浅而没有风趣,那样的不文静而没有含蓄。与元四家所追求的笔墨情调,已流入于另一种境地。由于他的笔调,盛气凌压,情势粗暴,因而对于倪瓒的画派,特别不能协调,每当他作倪的画派时,他的同学总要说他“又过火”了。
但是,他的画笔之中,也有很凝练而厚重,气局非常宏敞的。而雄健老硬,正是他的特有风格。只是他的画流传还不少,一般的笔墨,都草率而粗糙。因此,见到他的较为细致的,就特别被重视起来,曾引起后来一种看法,认为他的画笔,要以细的为高,因而称之为“细沈”,是说明以稀为贵了。
事实上,他对于吴镇和王蒙的造诣特别深。对这两家画派,有他的独到之处;而于吴,更为莫逆于心,得到了极大的启发,是有他的创造性的,问题并不在于粗笔和细笔上。
此外,他还有一种面目,一种长而直的条子皴笔,所描写的笨重而简单的山峰;短而胖的竖点子极有规律的排比在山头上;一般把它冒充董源的,也是他的手笔。这一种画派,可以看出,他企图在董、巨中间来发现一个新格调而没有能成功的。
文征明是沈周的学生,对于先进流派的宗尚 也不出于沈周的范围。他的画名不在沈下,他的画笔,现在所见到的也不比沈少。他的笔调,清刚而瘦削,有时不免公式化。一般的墨色淡而平,粗而枯,气局拘索而少生气,有一种木强的情态。他也对于元代的吴镇与王蒙,特别爱好。而于两者之间,学王不如学吴,他学王,笔势冗杂而庸碌,没有苍茫浑厚的意趣。而脱化吴的画派,虽不如吴的雄厚朴茂,而清劲流畅的情味是极浓的。
由于他着色细致的画笔多,而粗豪的就被重视起来,所以后来的看法,以他的粗笔为高,称之为“粗文”,其实是不一定的。
唐寅与文征明的友谊最深,来往很密,在画的作风上,却完全两路。首先他们两人的个性不同,文是拘谨刻板,规行矩步。而唐是奔放豪迈,才气横溢,所表现在画派上的也正是这样。唐从郭熙与李唐的画派,加以融会贯通,他用一种细长的线条来写山,是他的新创。山势是方折的,这种细长的线条,是用尖锋所形成,很流动而有风姿,烘染的墨彩,特别明洁而滋润。但他也有用粗笔的,笔势沉着而飞动,接近郭熙的一路,此外还有纯粹出于李唐的“大斧劈皴”,接近马远与夏珪。这一种所采用的笔势,则特别刚劲,更富于清挺雄健的意味。
论它的风格,没有沈、文的那些弱点,它特别富于一种风情,特别被人们所欣赏,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愉快。如清代的王翚、恽寿平经常采取他清秀的画格的。
以南宋大青绿画派着称的仇英,他的水墨画,却极奔放,笔势之大,墨彩之鲜明,是沈、文、唐三家所没有的。从他一贯的工细画笔看来,几乎不能相信他可能有这样壮武的笔力。至于它的风貌,也出于李唐的派系而较为温和一些而已。据历来的叙说,他也以周臣为师,是“青出于蓝”了。
明 ▪ 仇英《仙山楼阁图》
明 仇英《莲溪渔隐图》
历来对于明代的画派,举这四家为代表,称为“沈、文、唐、仇”。环顾明代三百年中除了最初期的一些作家,与末期的董其昌而外,以功力的深厚,卓然独立起了影响作用的,也确实是这四家。(编辑:黄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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