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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网·文旅】何一民:忆古蜀辉煌往昔

2021-03-23 17:36:21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

成都日报主持人语:2019年10月22日至2020年8月8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三星堆遗址开展了系统、全面地考古勘探与考古发掘,在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附近新发现6个“祭祀坑”。2020年10月,三号祭祀坑正式启动发掘,其他几个祭祀坑的发掘也将陆续展开……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情况将进行现场直播,作为考古界为建党100周年的献礼,可谓是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这座沉睡于成都平原东北的古蜀文化遗址,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神秘的魅力,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青铜面具、黄金权杖、象牙、玉石器……每一个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在吸引世人目光的同时,也承载了人们对璀璨古蜀文化的向往与猜想。

古蜀是怎样建立的?古蜀先民从何而来?五代蜀王分别对应了哪些历史时期?它们的发展和传承脉络是怎样的?古蜀文明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拥有着怎样的地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何一民教授。从他的讲述中,勾勒出了古蜀那数千年的璀璨往昔。


本期嘉宾

何一民


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长期从事中国城市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城市史,四地方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先后主持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清史.城市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20世纪中叶以来西藏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变迁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近现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中国城市通史”等,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重要论文上百篇。

 

广汉三星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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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北纬30°上的明珠

在地球上,北纬30°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区域,在±5°的范围内,存在着许多的自然奇观,也诞生过许多灿烂的文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以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这里,世界上海拔最低的湖泊死海在这里,神秘的百慕大三角也在这里……不仅如此,北纬30°的区域里,也是文明的摇篮,汇集了世界上最灿烂的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华文明。当然,璀璨而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也在这个区域内被发现。

作为大中华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的古蜀文明与其他同处于北纬30°的文化相比,并不算历史最为悠久的。但却在四川盆地中,迸发出了令世人所震惊的文明高度。从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现,我们能够推断,早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屹立于巴蜀大地之上的古蜀国,就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

纵观同时期的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区域的文明,三星堆文明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高峰,堪称北纬30°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在我看来,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铸造水平工艺极高的青铜器,其中铜罍、铜尊等,无疑受中原的商文化影响颇深;玉石器中的玉璧、玉璋、玉琮则与中原文化和良渚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而在三星堆中还发掘出了金器、象牙和海贝,似乎也表明了三星堆文化与中亚、南亚等文化也有着充分的交流。或许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才诞生出了古蜀文明卓尔不群的独特气质。

古蜀文明不仅有着令世人瞩目的高度,同样也遗泽后世。汉代的四川,文化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诞生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流芳千年的汉赋大家。这当中虽不能掩盖文翁的教化之功,但却同样不能忽视古蜀深厚的文化积淀所带来的影响力与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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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五代蜀王开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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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蜀王蚕丛,正是这支氐、羌人的后裔。史料记载蚕丛族人善于养蚕,长相和衣着却非常有特点。“其人目纵”,是指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的样式是左边斜着分叉。当然,服饰和发型可以看做是一种独特的民俗习惯,但其目纵就有些异于常人。但据后世学者考证,目纵并非是指眼睛竖着长,而是眼睛的斜度相对较高,看着有点竖着的感觉而已,这点从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黄金面具中可见一斑。正是蚕丛带领着族人,勇敢地从岷江河谷走出,进入到了地势平坦的成都平原当中,才开创出了后来文明高度发达的古蜀国。



蚕丛之后又有柏灌和鱼凫两代蜀王,《蜀王本纪》记载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古时的文献记载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蚕丛柏灌鱼凫当然不可能长生数百年,这里应该是指三代蜀王的政权各延续了数百年。

鱼凫王之后,杜宇从天而降,带领着自己的部族打败了鱼凫王,成为了新一代的蜀王。他率领族人在“郫”建都,自称望帝,成为第一个称帝的蜀王。杜宇时的古蜀国将于十分广大,“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其时,古蜀国的疆域跨越今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成为了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发达的大型方国。而杜宇最大的功绩,则是教民务农,鼓励耕种,使古蜀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据《华阳国志》记载,到望帝杜宇时,古蜀国已是“山林、泽渔、园圃、瓜果、四季成熟”,“桑、漆、麻、纻,特别丰饶”,蜀人极为爱戴杜宇,称其为农神。

杜宇之后,治水能手鳖灵取代了杜宇,成为第五代蜀王,号丛帝,建立了开明王朝。此后古蜀国里不断增强,接连打败了秦国,甚至兵临秦国故都“雍”之下。到了战国时代,古蜀国的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也正是因为此,古蜀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号为西南之长。

一直到公元前316年开明十二世时,秦国终于灭掉了开明王朝,古蜀国成为秦国的大后方,为之后秦统一六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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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址串联起的古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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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对于成都远古历史以及古蜀国的历史记载很少,甚至其中不乏有矛盾错乱之处。这让古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直处于云山雾罩之中,令人难以真视其中奥秘。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和三星堆遗址,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成都平原已成为文明的起源中心或进入到了早期国家发展阶段。

穿行在宝墩、三星堆、金沙等遗址当中,遥远的古蜀记忆扑面而来,这一个又一个的遗址,仿佛串联起了那一段又一段被遗忘的古蜀记忆。

宝墩古城地处新津县,其建造年代在公元前2550年,废弃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从其面积达276万平方米,分内外两重城垣,在长江流域,其规模仅次于良渚古城。宝墩遗址的发现是对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理论的有力支持。从年代来看,宝墩遗址应该是古蜀国的开国之都,较大可能对应的是蚕丛、柏灌两位蜀王所在的历史时期。

宝墩之后,古蜀国的国都开始向北部不断地扩展与延伸,其中还发现了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大邑盐店古城等遗址,最终在广汉鸭子河畔,发掘出了灿烂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距今3700-3200年,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闻名于世。在三星堆遗址中,城市、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等多个文明要素不仅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标志着长江上游地区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如果说宝墩等古城遗址所处的时期是古蜀文明的孕育期,那么在宝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三星堆文明则已形成了与黄河、长江流域古文明深度融合交流,且独具特色的文明。虽然三星堆文明所代表的古蜀王国其王者身份还没有直接证据,但在三星堆中出土了较多鸟头性勺把,一些学者认为最有可能与“鱼凫王”有关,而纵目面具和众多鸟形器似乎也代表了对蚕丛、柏灌的膜拜,这些证据都指向了三星堆作为古蜀王国体系的“嫡传”象征。



2001年,在地下沉睡了3000年的另一座古蜀都城遗址在成都城西金沙村被发现,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化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有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金沙遗址其大致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应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上有直接的联系,包括青铜铜人、黄金面具、象牙等,表明了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而且古蜀文明在从三星堆向金沙转移的过程中,依然很好地保留了其独特的文化特点,并得到了延续与发展。至于金沙遗址所对应的古蜀蜀王,则极可能与望帝杜宇有关,此时期也是古蜀国最强大的时期之一。

丛帝鳖灵废除了禅让制,实现了家天下,建立了开明王朝。开明王朝共延续了十二世,约350年。开明五世(一说九世,大致相当于战国早期)时,将都城迁到了成都主城区,自此以后2000多年里,成都城址一直没有改变。开明王朝在成都留下的遗存也并不少见,除了金沙遗址可能也与开明王朝相关外,在成都市中心商业街发现的大型船棺墓葬,有可能就是开明王朝王族的陵寝。秦灭巴蜀后,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进一步深度融合,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绽放着别样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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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古蜀的文明发展,呈现出怎样一个脉络?


何一民:以蚕丛为代表的氐、羌人进入到岷江河谷甚至成都平原,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事。但在巴蜀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如200万年前的巫山人和3.5万年前的资阳人。这是传说中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巴蜀地区人类起源悠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巴蜀地区又诞生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和玉器文化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上出现了以6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这标志着城市文明的曙光在成都平原上初现。再之后,在宝墩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金沙文化,即是成都平原进入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在重庆、达州等地发现了一系列巴文化遗址,也以众多的历史实物充分证明了早期巴文化的存在和巴文化的灿烂。



记:古蜀对太阳的崇拜,能够追溯到何时?


何:金沙古蜀人对太阳的崇拜,并非起源于金沙,而是与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多个太阳形器物或图案等许多考古材料,包括青铜太阳神树、青铜太阳形器、圆日形状青铜菱形眼形器、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青铜神殿四面坡状屋盖上的圆日图像纹饰、人面鸟身像胸前的圆日图像、金杖上圆脸戴冠太阳神形象,以及有着太阳形图案或符号的铜挂饰、边璋、人面鸟身像等文物,尤其是青铜太阳形器和青铜太阳神树是三星堆文化所独有的。青铜太阳形器在三星堆出土的多种青铜器中,直观地展现了太阳崇拜观念,如雕铸的太阳图像大都为凸起的圆日形状,如大量的青铜菱形眼形器。有的为双圆形,中间有象征性的发射状芒;有的太阳外圈呈火焰状。同时也有其他表现形态,例如二号坑出土的一些圆形铜挂饰上就有多种圆日纹饰。其中一件中间为圆日,围绕着圆日为漩涡状的炯纹,采用阴线雕刻的手法使图像凸凹分明,显得简洁明快,格外生动。大量的圆形或双圆形表现的圆日图像,在构思创意和审美情趣方面更显示出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相互媲美的一致性,也充分说明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传承关系。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都出土有各种各样的眼形器,除了反映古蜀人特有的眼睛崇拜外,更有可能也是对太阳神的顶礼。太阳是天的眼睛,代表天神巡视大地。金文中的“蜀”字上面就是一只非常形象的眼睛,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偶合,里面反而可能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古蜀人的精神实质。

 这些古蜀人遗留的大量遗迹遗物,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王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而大量的鸟形器物或纹饰,包括各种鸟头形陶器、鸟饰件等,一方面表明古蜀人对鸟的图腾崇拜,同时也反映了古蜀太阳崇拜的载体就是太阳鸟。



记:三星堆和金沙出土的文物,其造型之精美,质地之精良,工艺之精细,令世人赞叹,这是否也折射出了当时古蜀国的国力之强盛?


何:从三星堆时代到金沙时代,蜀国的手工业内部已有比较明确细致的分工。金沙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和精湛的手工业工艺的遗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器、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等,说明当时金沙遗址及附近区域已聚集了数量较为庞大的从事手工业的人群。

依照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金沙遗址的手工业肯定不是分散的个体经营,特别是青铜器、金器的生产需要从采矿、冶炼、制范、铸造、精制等若干生产环节,需要在大范围内调动更多的劳动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不少器的生产需要的时间是以月、以年计算,其成本极高,因而青铜制造和金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决不是单凭个别人的力量就能完成,只能是在早期国家组织下,进行大规模协作生产,因为只有国王和国家机构才可能调动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才能不计成本地进行生产,也正是如此,才能生产出旷世艺术珍品。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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