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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网·关注】92岁的常沙娜:“敦煌少女”的记忆宫殿

2023-07-11 12:30:24   文章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
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
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
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

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




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将近90岁的时候,握笔还从来不抖。现在,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很多书过去都看过,我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内容都很丰富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居里的书不多,多是与敦煌和父亲常书鸿相关。房间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常书鸿自传》,书页上搁着老花镜。客厅的茶几上,也是常书鸿的书,下面压着一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她重复了两遍书名,若有所思——“召唤,怎么召唤呢?”


“我很喜欢回忆。”她说。活到92岁,她庞大的记忆库从线条状变成块状的,每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会开启一扇回忆的闸门。但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从法国到敦煌,从重庆到北京,从常书鸿到林徽因,从母亲到儿子,从抗战到解放……往事有时会不分先后涌上心头。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她是无数标签汇聚的一生,如今,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图/受访者提供


法 语


“他是柯孟德,我的老朋友。”常沙娜坐在沙发里,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久久地看着家里的客人,眼里满是慈祥。


沙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佛首艺术品,一米多高,慈眉善目地俯视着屋里的人。这是前几年从红庙北里的旧居带来的,常沙娜对佛教艺术很熟悉,连声夸好看。硬要从沙发起身,点亮天花板上的一圈射灯,佛像就笼罩在了光晕之下,如一圈佛光。


此时阳光猛烈,屋内明亮,灯光其实并没有起多大效果。她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的楼里,院子里养着两条狗,小区管理森严,十分寂静,有保姆照顾她的起居,儿子时常来看她,她很满意这个住所。


这几天,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史家柯孟德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百年绘画史》的第二版与中国艺术家做访谈,借住在常沙娜家里。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那时,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她很开放,不是一个传统的、无聊的领导。”柯孟德回忆说。


《中国百年绘画史》有600多页,其中与敦煌艺术有关的占了20页左右。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都是柯孟德研究的对象,他显然更关注常书鸿。去年,法国又出现了一幅常书鸿的大尺幅油画,3米长、2米宽,是常书鸿还没接触敦煌时的作品。常书鸿作为画家的一面,不断丰满起来。


柯孟德原想着能访谈常沙娜,再谈谈父女两代人的艺术人生,但常沙娜已经很难跟他做连贯的交流,他非常理解:“她太累了。”


早晨,柯孟德穿着拖鞋从二楼下楼,见到常沙娜,常沙娜会用法语热切地跟他打招呼:“你要吃水果吗?”面对这个外国朋友,她在法语、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意思是,缠绕在了一起。


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1948年,在来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常沙娜去到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


现在,她已经一时想不起叶丽华的名字了,但她清楚地记得一件往事。有一年暑假,她在慈善夏令营里照顾小孩,有一天,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黑人小女孩问她: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呀?常沙娜回答她:树林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那时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一个黑人小孩的家长听说这件事,专程来到夏令营,给她和黑人小孩拍照。后来很多年,她都把这张照片挂在卧室里。


而法语近乎于她的母语。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变那年,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徐悲鸿等人。常书鸿出生在杭州,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里昂也多水,两条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


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法语纯正,却不会说中国话。在巴黎,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中国后,她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12岁那年,父亲接上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常书鸿刚刚在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中国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从此,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也是她的艺术故乡。“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忆道。



1986年6月,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图/受访者提供



1978年,常沙娜在日本敦煌展览开幕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母 亲


80岁以后,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人们发现,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孜孜不倦,贡献卓然。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数个时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


比如离别。1945年,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父女两人都不曾讳言这段往事,但隔着时代,两人的表述逐渐显现分歧。


在常书鸿的描述中,他的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艰苦的环境,与一位转业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一道逃离了敦煌。当他发现时,竭尽全力追赶,结果晕倒在沙漠中,被一位寻找油矿的地质学家救起。他后来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而在常沙娜的回忆中,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在敦煌,常沙娜的记忆中满是父母的争吵声。父亲工作压力大,回到家常常发火,将外面的压力发泄在母亲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能争吵起来,气头上两人不止一次提到离婚。1945年,陈芝秀离开后,常书鸿曾带着孩子回到重庆,在与好友王临乙夫妇和吕斯百夫妇见面时,朋友们埋怨常书鸿对陈芝秀关心太少,称他“做得太绝了”。常书鸿听了,没有吭声。他们还劝说常沙娜不要怨恨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母亲,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理解母亲的内心,开始惦念起她。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与母亲重逢。那年她带工艺美院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看望住在杭州的大伯。大伯突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她,时有联系。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二人分离17年后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母亲,已经变成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那天见面,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在回忆录中,常书鸿曾猜测过陈芝秀离开敦煌的另一个原因。


抗战中,常书鸿一家在贵阳遭遇日军空袭,炸弹落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顶上。当时常书鸿正在医院探望病人,躲过一劫,陈芝秀和常沙娜从旅馆废墟死里逃生,沦为难民。母女二人被贵阳天主堂收容,精神受到刺激的陈芝秀开始信仰天主教。“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常书鸿后来回忆说,“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


在杭州见到母亲那一次,常沙娜记得母亲说:“现在我也很想哭,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每个月5到10块钱,只有“文革”中中断过几年。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见字如面,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



常沙娜与“和平鸽”头巾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父 亲


常沙娜的学生、《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执笔蓝素明记得,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语气十分淡然。但回忆父亲的时候,则常常十分动情,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接上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沙漠中的敦煌条件艰苦,除了常书鸿,没什么人愿意去,妻子也跟他争吵了很多次。他一面为了理想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面要面对现实,安抚众人随他前往,内心十分孤独。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停车加油时,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端起来刚要吃,卡车突然开动,鸡蛋、汤水泼了他一身,脸上、眼镜上也挂满汤汁。这个中年男人狼狈、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觉得父亲好可怜。那时她才12岁。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听他的话,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学敦煌艺术;听他的话,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那年她14岁,“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我这个人很听话,爸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常沙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懂,我就跟着爸爸走,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我特别喜欢,而且画得很有感受。该做啥就做啥,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


不仅听爸爸的话,她也听国家的、组织的话,“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往后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


蓝素明觉得,常书鸿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抗战结束后,八年战争一结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纷纷回家,常书鸿成了光杆司令,只剩两个工人。而国民党政府对敦煌研究所一直也并不看重,上下无着,此时他如果也一走了之、回到城市,是人之常情。但他扛了下来,回重庆到处“化缘”,几个月后,当他重返敦煌时,带着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装着几个从成都、重庆招收来的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涅槃重生了。“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太伟大了。我看他回忆录里写到这段,都要流泪。”蓝素明说。


陪着父亲经历过这一切,常沙娜对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和信服的。“他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在敦煌组织工作,生活很辛苦,他不是有人给他压力,是他自己想来的。”常沙娜说,除了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常书鸿还要种树、种菜、养鸭,提高研究所的生活水平,“爸爸都有规划的”。


现在在家里的墙上和书架上,最多的照片依然是常书鸿的。几本常书鸿的传记她翻来覆去地重读,在90多岁的年纪上,她将自己最多的时间依然交给了父亲。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图/受访者提供

美 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宫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见到常沙娜,领着她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林徽因肺病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梁思成身体也不好,有时也在家卧床养病。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


林徽因在装饰艺术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正着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新图案设计,将宫廷里使用的工艺,用在老百姓家里的灯座、托盘、果盒等日用品里。她鼓励常沙娜,将敦煌莫高窟的图案用在景泰蓝上。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跨进工艺美术行业。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80年代后担任了15年院长。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走出了父亲的影子。


父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古代艺术,而她做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她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为外交活动做国礼,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


很多年里,香港金紫荆广场那朵著名的紫荆花雕塑,设计者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直到蓝素明执笔的回忆录写完后,人们才知道,主要设计者其实就是常沙娜本人。她不愿居功,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她对名气不在乎,但对名声就不一样了。艺术家吕斯百和马光璇夫妇是常书鸿终身挚友,也是常沙娜的干爸干妈,他们没有孩子,临终前将遗产都留给了她。她动议在工艺美院设立一个吕斯百奖学金,院务会上全票通过,但推进不顺利,甚至还传出过流言。常沙娜生气极了,拿回了钱,用这笔钱将干爸干妈的灵骨从南京移到北京安葬。


常沙娜是个很有魄力的院长。在她任上,曾有政策允许艺术类院校附中的学生可以不参加文化课高考,以高中成绩作为入学参考,但她认为搞艺术必须有文化基础,坚决不在工艺美院执行这项政策,报考工艺美院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此举引发强烈抵触。当时,常沙娜的儿子正准备报考工艺美院,很多双眼睛盯着,最终他顺利通过了高考。常沙娜罕见地给蓝素明写了封信,很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宽慰,“我理解她的兴奋总要有个出口,就写给了我,但她也没有说得太具体。”


中央工艺美院倾注了常沙娜的半生心血。但到了1999年,工艺美院被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沙娜对于“工艺”之名的抹去耿耿于怀,她认为这是工艺美院区别于一般美术学院的特色。2011年,位于北京光华路上的工艺美院旧址被拆除,她呼吁保留旧址、建立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声音,也被推土机淹没。


原址上,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每次从那条路经过,她都“含着眼泪扭过头,不忍再看”。


故 乡


自从常沙娜当了工艺美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以后,蓝素明就不再去打搅她。但常沙娜的丈夫崔泰山去世的时候,蓝素明去看过老师一次,当时院子里安静极了,家中似乎无人,她从门缝里塞进去了一张纸条,安慰老师节哀。后来,常沙娜告诉她,丈夫去世后,她没有休息一天,是靠工作熬过了最痛苦的日子。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亲人一个一个逝去了,父亲常书鸿去世于1994年,后来,干妈也离开了,最后,是比她小10岁的弟弟。


常沙娜退休以后,蓝素明与老师才开始频繁见面,也真正了解了老师。在她眼里,常沙娜心里存不住事儿,有事儿就要说出来,然后就过去了。这种性格或许帮助她化解了很多苦痛,“周围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去,她好像都很平静地接受下来了。”


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常常被她挂在嘴上,每当想起母亲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事,她脑子里都会闪现这句旷达的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常沙娜生于法国,6岁时回到中国,12岁时到达敦煌,度过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她内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蓝素明说,是敦煌。“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开店的商贩都认识她,她总说,我就是敦煌人。”蓝素明说。


常书鸿也曾郑重地写信告诉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五六年前,柯孟德曾与常沙娜一起去过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一直保留着常书鸿故居,陈设简陋,土炕、书桌、木柜,柜顶上摆着断臂维纳斯的小雕塑和常书鸿的油画。常沙娜少年时也曾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如今,故居里摆着一封常沙娜写给亡父的信:“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生以您的教导,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


那天站在屋子中央,常沙娜却突然用法语对柯孟德说:“我在里昂过得很幸福。”接着说了一句:“因为爸爸妈妈都在。”


这句话深深印在柯孟德脑中。“她说回中国之后,我的生活没有里昂那么幸福。”坐在常沙娜住所客厅的沙发里,他对记者说,“你现在很难问出她的心里话,她要说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都用法语说。”


常沙娜偶尔会哼起一首法国童谣:“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每次她唱起幼儿园学的童谣,她都满脸幸福和平静。


这天下午,柯孟德再次去了敦煌。在那里,他已经约好了几位以敦煌为题材的画家。


“我问他们怎么去啊?他们说坐飞机4个小时就到了。”常沙娜说,“我说那我试试看嘛,有机会,我最后再去看一看敦煌莫高窟。”


其实敦煌的机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她去过了很多很多次。但她的回忆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需要坐卡车、坐驴车、骑骆驼去莫高窟的年代,那个爸爸、妈妈和弟弟都在身边的年代。


发于2023.7.10总第109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END


中华美网编辑 /匡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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