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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网•美学论坛】双城经济圈的美学论(二)

2021-10-25 11:23:35   文章来源:封面新闻

双城经济圈的美学论(二)


李后强  石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一)先秦时期的巴蜀:相互渗透中融入华夏文化


李白曾诗曰“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巴蜀地区在地理上距离中原地区较为遥远,由于秦岭、大巴山、米仓山系的阻隔,这里在远古时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位。巴和蜀本为来源不同,地域不同的部落联盟,自成一体,各为方国,各谋发展。巴蜀又同时为近邻,商代时巴方主要活动于陕南一带,与蜀的北部毗邻。两国共同参加了武王伐纣,西周初期受到分封,地域仍相毗邻。先秦时期的巴蜀,偏居一隅,不与秦塞相交通,彼此之间也亦分亦合、时分时合,走过了“独自发展”与“渐渐融合”的漫长岁月。



从广义上讲,巴蜀文化是指包括四川省与重庆市两者及邻近地域在内的、以历史悠久的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主体的、包括地域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由古至今的地区文化的总汇。巴、蜀两族作为先秦时期西南地区的主体族群,历史悠久。蜀人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蜀地早期历史说“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夏商时期,早巴文化和早蜀文化虽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较为密切的相互联系、交往和文化影响。由于地缘相近,文化习俗相似,古人也常将巴、蜀连称,可见在人类的幼年时期,人们在思想观念中已将巴蜀视为“联体婴儿”了。晋蜀人常璩《华阳国志》从地方志的角度,虽然分别撰写有巴志与蜀志,但在追述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迹时,却常常将巴、蜀并提。《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 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 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例如《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

巴、蜀在早期也曾长期和平相处。由于地域相邻的关系,巴蜀之地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巴、蜀也相互依赖,互相促进,同样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例如早期巴、蜀之地的盐业开发,都很兴旺,双方贸易交流往来频繁。在水陆交通与贸易上,水陆两途都是巴、蜀双方所充分利用的。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舟船往来,秦陇与巴蜀之间的栈道通商,南丝路上的远程贸易,都是古代巴、蜀共享和互利的行为方式,这对促进巴、蜀文化与经济的兴旺,对加强巴、蜀的密切关系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发展蜀国农业,经济非常繁荣,人民富足,巴国也因此受到了较大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人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例证。

巴、蜀在崇尚与观念方面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比如古蜀时期的“魂归天门”观念对巴人和楚人就产生过重要影响。随着历史的发展,巴蜀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在民俗、民风上,巴、蜀由于地缘相近,具有很多相同点,但又各具特色。《华阳国志·巴志》说巴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又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才。”《华阳国志·蜀志》说蜀国因为地域辽阔,所以既有“君子精敏,小人诡黠”,又有“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并且多“斑采文章”,在音乐方面有“夏声”,在饮食习惯方面“尚滋味”,商贸方面很善于致富。古代巴、蜀的这些民风特点,今天仍可见其余韵,可谓传承悠久。

到了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巴蜀从行,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精锐部队——巴蜀之师。 “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他们勇往无前,冲锋陷阵,锐气喜舞,尤擅“巴渝舞”,动作劲勇,刚健有力。众多考古成果可以支撑史书记载,所言非虚。史料记载说明,先秦时期巴、蜀关系密切,尤其在政治、军事方面,结为联盟,互动密切。可见,巴蜀同盟关系由来已久。

到了战国时期,巴蜀的富饶自足,易守难攻,自然也被秦国虎狼之师虎视眈眈。秦人认为,取得巴蜀之地“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而且巴蜀可从水道通楚,“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华阳国志·蜀志》)。秦王令张仪、司马错率军攻取巴蜀,将两个原本自成一隅的方国变为秦国的蜀郡、巴郡。而巴郡和蜀郡的丰饶富足与互联互通又为秦国进一步灭楚以及吞并六国准备了条件。具体说来,秦并巴蜀之后,巴蜀地区被纳入秦国版图,中央朝廷对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结构改造,建立以郡县、官僚、赋税制度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经济制度,并将这一地区作为国家的战略大后方,苦心经略,大力开发,以求其富,巴蜀人民均成为大一统帝国的编户齐民。同时,秦地的语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对巴蜀地区产生深刻影响,巴蜀地区与秦地“一体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常璩将秦与巴蜀社会风气朝夕渐染的原因,主要归结到“染秦化”,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司马错定蜀时即为蜀人“被诸夏之化,即以此为始”。

(二)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开疆拓土中塑造一体多元

没有当年秦惠王的西进南下,没有纳巴蜀——或者说没有纳巴蜀后的苦心经营累积实力,就何谈后来的灭六国、奠伟业。从一定意义上讲,巴蜀的天平与介入,决定着帝国的方向与未来。

秦灭六国之后,“移秦民万家入蜀”政策,将六国的富豪大户大量迁往蜀地,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移民中有善于铸造与经商者,将中原地区的铁器铸造技术与农耕方法带到蜀地,不仅对蜀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加速了区域文化之间的融合与整合。如卓文君家族的祖先从北方带来了先进的冶铁技术,后富甲一方,成为地方富家大族。自古以来,成都本是一座依水而筑,以水定形;因水而兴,由水而荣的千年古都,它的兴衰荣辱自古就与治水成败有着密切联系。远古时鳖灵治水,望、丛二帝的动人传说,大都与水有密切关系。成都金沙遗址的出土发掘也证明古蜀文明被毁与洪水、瘟疫肆掠具有密切关联。成都因战国时期秦在此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而福泽一方,使得成都平原长久以来被誉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天下谓之天府也”。成都更因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一直沿用至今而闻名于世,李冰父子因都江堰治水成为四川人民所代代敬奉的“川主菩萨”,他们领导下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不仅保证了成都平原的经济安全、农业安全、生态安全、也保护了一方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因此,“治水”已经成为千年成都的一种历史文化基因,“治水”已经熔铸于“天府之国”的历史血脉之中。

从区域经济发展而论,秦并巴蜀,随着秦对西南边地的开拓,巴蜀内地经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日趋深远,开始孕育以成都为核心、巴蜀盆地为内圈,辐射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巴蜀经济区。到了西汉中、晚期,全国形成了十大经济区,巴蜀地区便是其中一个单独的经济区,逐渐发展为真正的“天府之国”。成都在西汉中期一跃发展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临邛、广汉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与融合发展,巴蜀文化成了中国西南地区一个最大的经济文化区,巴蜀文化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巴、蜀广袤大地上的人们,终于真正凝聚为一体。共同的地域为人们的生存发展馈赠了必要的地理空间,而长久的融合发展,将人们紧紧黏合在一起,从最初的文化接触、文化冲突到文化交融,再到文化融合,巴蜀文化逐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难分难离。

通过秦中央朝廷长达110年的经营,巴蜀地区一方面来自国家力量的强力同化,另一方面是外来族群的彼此融合。巴、蜀不仅为秦国统一天下立下了功劳,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与物质基础,也为后来的中央王朝的发展、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大后方。总之,秦并巴蜀之后,巴蜀文化对后世影响仍然在继续,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是历代中央王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历史的车轮行到了秦汉之际,汉高祖刘邦打天下时,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战胜了项羽,开创了辉煌的大汉王朝基业。汉代最终将巴蜀文化融入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中。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其一,巴蜀在政治上为汉高祖“帝业所兴”之地,高祖五年,汉军之中有大批巴蜀将士解甲归田,返回家乡,很多获得爵位,发展成为巴蜀各地的名门望族,这在文化心理上加深了巴蜀人民对汉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二,汉王朝放宽了思想禁锢,允许百家存在,汉武帝时虽然独尊儒术,但百家之术仍在天下郡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巴蜀地区尤其突出发展了道家学术和易学。其三,汉王朝吸收天下精英入朝为官,既加强了汉王朝的中央集权,提高了汉王朝认识处理天下郡国事物的统一调度能力或执政水平,有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全国各地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司马相如、落下闳、王褒、杨雄等均在朝为官,在思想、文化、感情上保持了巴蜀与中央王朝的各种联系。其四,汉景、武之间,蜀郡守文翁在成都兴办学堂,极大改造了巴蜀地区的“蛮夷之风”,逐渐与汉朝主流文化融为一体。秦汉三国时期,是古代巴蜀地区水、陆交通大发展,形成基本格局的关键发展时期。交通路线由先秦时期的自然形成,民办民管,转变为干道官营为主。在陆路交通上,由过去的蚕丛鸟道转变为可通车马的大道。农业发展更为迅速,尤其在平原浅丘地区由粗放型向精耕细作型转型;牧业、饲养业、渔业、各类手工业、冶铁、井盐等也大为发展。一言蔽之,秦汉、三国时期是巴蜀文化产生剧变的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先秦的巴、蜀是巴蜀的巴、蜀,秦汉之后的巴蜀是中国的巴蜀。

西汉太史公作《史记》时曾周游天下,广泛搜集史料,足迹曾到过四川,留下了有关巴蜀的物产、交通等相关记述,他以“巴蜀亦沃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史记·货殖列传》)来描述巴蜀大地的富庶与开放互通。东汉史观班固作《汉书》时,也在西南地区众多的民族中观察到巴蜀的同一“文化圈”的特征:“巴蜀广汉,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木疏食果实之饶。 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汉书·地理志下》)班固用“与巴蜀同俗”的笔触来形容这里的风土人情的性相近,习相近,将巴蜀并称、并列一起。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巴蜀先民已经开始具有共同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及文化心理已经趋近一致,融为一体了。当然,另一方面,四川地域远离中央朝廷,内有天府富饶,外有群山庇护,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旦天下有变,也可以关起门来,自成一体,割据一方。章太炎先生曾经概括这一历史现象时说到“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如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汉代四川地区被称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徒,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

(三)两晋巴蜀到唐宋四川:治乱交替中实现繁荣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巴蜀地区先有成·汉政权(李特),自立为国,割据巴蜀地区,共计四十二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巴蜀地区可谓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自东晋权臣恒温灭成·汉政权以后,巴蜀地区曾经长期处于东晋、刘宋、南齐、萧梁等南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动乱频仍,内乱不息。到隋朝开皇九年(589年),隋军攻入建康(南京),陈后主被俘,陈朝灭亡。这次在平定陈朝的战争中,巴蜀军队不仅平定了荆湘地区,而且很大程度上牵制了陈军,使隋军主力部队第一较为顺利地攻克陈朝都城建康,完成了隋朝统一中国大业。隋亡之后,巴蜀归唐。从秦时置为巴郡、蜀郡,汉代置为益州,唐代又将巴蜀改为剑南道,以后又改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唐玄宗以前只有东、西两川,简称“两川”。唐玄宗时,安史之乱爆发,又调整为剑南西川道、剑南东川道和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辖今陕南、川北,治所在汉中),这时又被简称为“三川”。

唐、五代、宋之际,是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四川在很多领域都走在世界前列。到北宋宋真宗时期,在益州(成都)、梓州(三台)、利州(汉中)三州之外,新置夔州(奉节),在宋代便被称为“川陕四路”,到了北宋末,宋徽宗将这四州简称为“四川”。从北宋中期以后,四川由乱转治,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与两浙路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在农业、商业、纺织业、茶叶、酿酒业、制糖也、井盐、造纸、印刷等各个方面都非常发达。例如,宋代四川是纸币的发源地。由于商品经济和大众贸易的发展,需要大额的、易于流通的纸币这种货币符号来代替铸币的流通,商业的繁荣进步,又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早在十世纪末四川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益州交子,它比西方纸币的产生早了六百年。随着交子的产生和流通,宋代四川还创造发明了一整套纸币发行的金融管理制度,保证纸币币值稳定与正常流通。到了南宋时期,东南地方仿照四川交子,开始发行会子,纸币开始在宋朝境内全面流通。宋代时,四川的文化相当繁荣,人才辈出,如以“三苏”为代表的“苏氏蜀学”,以张栻、魏了翁为代表的理学,等等。

宋代四川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家国情怀,在南宋末期就凸出彰显出了它的磅礴力量。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在宋金边境设立了淮东、淮西、湖广和川陕四个防区,以抵御金军的进犯。其中,川陕防区一地的军费开支就相当于其他三个防区的总和,其他三个防区军费是由朝廷负责供应,而川陕防区的军费则是依靠四川地方自己筹集。四川不仅保证了自身川陕战场军费的需要,且每年还向中央朝廷上缴财物,支撑抗金军费。从南宋初年到金朝灭亡,四川坚守住了国土,金军始终未能踏入巴蜀大地。金朝灭亡,宋蒙对峙,四川虽然成为最早受到蒙古铁骑进犯的地区,但坚持抗蒙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四川人民为了保卫自己家园,在各地修筑山城,与蒙古军队展开了无畏坚定的持久战,拉锯战,如三江径流,山环水绕的重庆合川钓鱼城的孤城守卫战。在13世纪的世界版图上,蒙古的金戈铁马可谓是一支无坚不摧、言之色变的可怕军事力量,中亚、西亚、欧洲各国,未有敢与它争锋抗衡者。而我们巴蜀大地,偏偏能拼死对抗,在当时实属难得,并让蒙哥战死于此,使蒙军铁骑尽取巴蜀足足用了五十二年的时间。合川钓鱼城军民的众志成城,顽强坚守的精神,早已成为巴蜀子孙后代忠义卫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图腾,至今激励着四川人的血性与坚韧。蒙古人未进犯四川以前,四川是南宋抗金的最前方。蒙古军队进攻南宋,四川成为前沿阵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人口稀少,田园荒芜,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及宋代四川。元朝主要采用了军屯为主,民屯为辅的方式经营四川,经济发展缓慢。元末战乱,更是“民靡靡于遗,荒地复增”。直到明代,又开始逐渐恢复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但这时的经济地位毕竟还是与宋代四川的文明发展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成都工作,在钓鱼城下长大的赵晓梦说,“我熟悉它古老而又年轻的模样,熟悉它的每一道城门每一个景点每一段历史”。为此进行了长达十余年有意识的准备,研究几百万字的资料,写了1300行长诗《钓鱼城》。他大学时代的老师王本朝先生对爱徒的作品赞赏有加:沈从文把湘西带进了文学史,而赵晓梦的这部作品把钓鱼城带进了文学史。

(四)明清时期的四川:移民重构中彰显变革特质

到了清初康熙时期,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所下一道圣谕中提到“四川人”的概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主要是由于清初那场史无前例的“湖广填四川”运动,在全国各地18个省市纷至沓来的移民人群中,人们难以避免地会因地缘关系,产生省籍、原籍意识,以划分各自更亲近“老乡群”,建构各自更利生存发展的“朋友圈”,以一些共同的文化认同凝聚共识,抱团取暖,共同进退,因此有了“四川人”“湖广人”“山西人”“陕西人”等观念的普及与传播。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几乎化作焦土。清初的统治者记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制定并执行了“安民”“裕民”“便民”等各种治蜀国策,特别是针对战后人口损耗,“有可耕之田无可耕之民”的境况,实行了移民实川、招民垦种、轻徭薄赋等措施,“湖广填四川”移民潮随后徐徐展开历史帷幕,对重构四川社会结构以及经济繁荣、文化融合等都意义深远。清代是历史变革、转型的时代,四川社会的发展演变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更加急剧,四川与全国各省区的关系及互相影响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更为直接和密切,四川一动,似乎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几乎牵动中央朝廷、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平定吴三桂叛乱、湖广填四川、大小金川之役、川楚白莲教其一、川江通轮、重庆开埠、川边改革开放、保路运动等等。就四川经济发展这方面来说,鸦片战争以前,四川商品流通市场主要形成了县属场镇市场、省内区域市场、国内市场等几个层次,商品经济也得到较为明显的快速发展,区域商品市场逐渐形成,并开始向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转化。1890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海关成立,重庆开为商埠,巴蜀大地的市场开始被迫向资本注意世界开放,重庆快速成长为西南内陆腹地的进出口贸易中心。

(五)民国时期的四川:战乱频仍中承接文明薪火

民国时期,四川商业、外贸的发展变化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重庆开埠以后,四川进入早期近代化的阶段,小农经济逐渐受到冲击,一方面,农村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受到进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冲击,成为国际商品市场的附属部分,为洋货的输入和土货的输出服务。辛亥革命后,四川的经济发展没能迎来他的发展机遇,遭逢社会分崩离析,军阀混战20多年,经济发展缓慢。尽管如此,四川人加强团结,抱团发展,商帮、同业公会、会所、公馆、公司、字号等形成新的流通主渠道,同时又“师夷长技”,成立了洋行、公司等作为辅助流通渠道。商界还走出重庆、将商品流通的渠道一直延伸到对外贸易的最前沿——上海,承担其川帮进出口贸易的主要业务。1914年,重庆总商会还投资建设商业场,并创办夜市,成为一时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区,促进了商业发展。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随着国家政治重心的西迁,经济重心也逐渐转向了重庆。但在它悄然发展,欣欣向荣的同时,它也承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轰炸机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仍旧顽强挺立,不屈不挠。成都在这一时期商业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民国时期就形成了以东大街、春熙路、总府路、提督街、盐市口为城市商贸中心的新格局。无独有偶,成都也承受了日军的野蛮轰炸,也坚强地挺立过来。但巴蜀大地不是一块轻易屈服的土地,不仅自身承受了大轰炸的各种打击,川军将士还积极出川抗敌,以血肉之躯将侵略者拦在了巴蜀大地之外,成为中华民族反法西斯抗战的主要大后方,对中国的抗战事业、经济、学术、文化的战略转移与薪火相传作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

巴蜀历史文化无疑是一个整体,所勾勒的文化概貌和历史辙迹,所梳理的人物故事与珍贵遗产,以及祖先的筚路蓝缕、勤劳坚韧及兴衰治乱、生聚教训都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或引为自豪或引以为戒的基因密码,促使我们穿越时间和空间,深入了解省情、地方文化概貌,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中获取更多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动力。

第四节 人文:感受与品味

一、川渝性格的“张弛之美”——淡然的江湖与田园

(一)外放的风骨与内敛之美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川渝两地的人们汲取巴山蜀水之神韵,在人文性格中有“山姿水态”,并没有完全受儒家思想同化。《汉书》载四川“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华阳国志》载四川“俗好文刻,少儒学,多朴野,盖天性也。”四川历来是割据之地,“治”“乱”交替频繁,频频被提起的“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野性骄狂之美。在治乱频仍的大气候下,巴蜀人较少受儒家思想的约束,野性未泯,多数恃才傲物,骄顽难驯,自由自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文人”。著名的有唐代的诗人司马相如、李白等。汉代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司马相如的 “琴挑寡妇”、“窃妻私奔”、“当垆涤器”一身胆气,哪里是正统儒生,分明不屈于世俗礼教。后人称为“诗仙”、“酒仙”的唐代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多的是豪放自由、率性任情的江湖性情。二十四岁便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苏东坡评价李白“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的诗词风格向来都是潇洒飘逸,豪迈奔放。在《与杨元素》里:“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性格率真表露无遗。

思变进取之美。古往今来,作为移民大集合的四川,各种文化交相融合,到近现代以来,又有著名文人,如巴金、郭沫若……四川自古便才子名人辈出,个个都有着独特个性与风格,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思想自由不拘,敢说、敢做。僻居内陆腹地的四川人,穷则思变,愈是闭塞便愈思开通,愈想打开眼界。因此,四川人也在这种开拓进取的状态下,敢作敢为,以致在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上,开创了许多“敢为天下先”的典范。四川保路运动“引起中华革命先”,成为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孙中山高度评价四川人的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起义或者要迟一年半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这里走出了世纪伟人邓小平、“永远的红司令”朱德、“军神”刘伯承、元帅陈毅等一大批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四川大地上的“先天下而为”的大事更是层出不穷。在农村改革方面,1980年4月,四川广汉向阳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大无畏的胆识和勇气,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正式挂起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向阳人率先恢复乡村建制的创举,在全国农村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以此为开端的经济体制改革,被正式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载入了新中国的光辉史册,向阳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第一乡”的美称。在城市改革方面,四川曾经有企业改革发轫之作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还有新中国第一支股票——“蜀都股份”于1980年12月诞生……

刚柔并济之美。四川走出去的历史名人、伟人,都是大胆而自信、乐观直率,四川人骨子里就流着这么一股热情、奔放的血液。关于道教的发源地,众说纷沓,有说道教发源于青城山,也有说发源于大邑鹤鸣山,或说策源于瓦屋山,不过,终归发源于四川境内。西汉张道陵创教以来,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奉《道德经》、《正一经》和《太平洞经》为主要经典,教义就是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有“道”而派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有文字记载的佛教传人四川的年代是公元365年的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一位叫法和的僧人从中原来到四川,稍后又有昙翼和慧持入蜀。佛教在四川有过唐宋、明末清初两个兴盛时期,尤其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佛教讲究戒除贪、嗔、痴,少了这三毒,人心清净。二者看似不同,却又有相通之处,道教强调命,而佛教强调性。“命”可指是养身,“性”则指指心性,合起来可看作是修身养性。两大宗教对自古长期以来对四川人的文化品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川人的身上同样带有温婉、柔和的一面。从这样的文化性格才能理解四川独有的袍哥文化,讲究轻死重义,“袍哥人家,不能拉稀摆带”,要活得英雄,死得慷慨,不要被别人看轻。当然,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小圈子里搞“袍哥文化”,或类似的“圈子文化”、“码头文化”,都是需要警惕和革去的。刚柔并济川女当为样板,不管有多少种泼辣,总透出几分温柔、几分妩媚,所以心甘情愿的“耙耳朵”盛行。川人的柔还特别体现在他们的生活态度上。农业文明的优越,养出川人悠闲的生活品位。四川人好侃,因此,茶馆兴隆;也好骂,骂人的本事绝对风味独特,麻辣而悠扬。

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独特的文化环境造就川渝双重的文化品格,但并非说彼此矛盾,这也是四川和重庆人性格给人五彩斑斓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两地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独特文化。当代著名文学家余秋雨就曾写道,“从三峡出发的人,都是怪异的,都会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击,都有点叛逆性,而且叛逆得瑰丽而惊人。”

(二)重塑幸福生活的美学观

19世纪的法国旅行家古德尔孟将成都誉为“东方的巴黎”;上世纪初,美国人约瑟夫•比奇在权威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将四川这个“中国西部”称之为“东方的伊甸园”。“天府之国”是农耕文明时代上帝赐予四川人的礼物,其物产富饶、山川秀丽,有人形容关起门来也能在里面生活几十个世纪。在中国,可以说它是一个被放大了的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三)“少不入川”是担心承受不了“美”的围猎

乐不思蜀的典故源远流长,反衬出蜀地“为乐”的难以替代。

优越的物质条件,繁荣的商业经济使四川人有时间、有资本来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四川人悠闲的生活方式也养成了川人生活节奏缓慢,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安于休闲享乐的人生态度。所以,四川在过去常常被人视为诱人的“安乐窝”。贾平凹在《入川小记》中说:“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少不入川。少不入者,则四川天府之国,山光、水色、物产、人情,美而诱惑,一去便不复归也。此话流传甚广,我小的时候就记在心里。”

这句“少不入川”的话,是作为对尚未成年的陕西人的忠告,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于是历史上也就有了“少不入川,老不出川”的说法:天府之国实乃温柔之乡,好吃好喝好山好水之外还外加美女如云。少不入川说明生活幸福指数高。少年当胸怀天下,若早年入川,意志不坚定者难免流连于斯,乐不思归,则一生平淡,难成大事。年老的时候不要出川,其他的地方不会有四川这么悠闲。在这里,看破了世间之事,洞晓了人生真谛后,可以于此安享晚年,利用后半身的时光,弥补少年的艰辛,磨去红尘里的凡俗气息。然而,四川人对于自己的生活缺乏价值强势输出的机缘,而历史上又对四川人生活的误会多于对真实的了解,于是,关于四川人的生活方式就这样永无休止地争论着。争论即是美的不同价值评判。

(四)“人间烟火”是世上最美的风景

逍遥自在是古蜀文化浸润在四川人身上的、不可更改的烙印,更是今天的四川人孜孜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四川这块盆地养育出的巴蜀儿女个个活色生香。他们淡了世俗、修了道佛、自由了生活,他们顽强、聪颖、敢于创新,就算贪玩,也是有意义地在追寻。享受生活在川人心里是唯一不可动摇的信条。懂得享受生活的人才会努力地去创造享受生活的条件,这就是四川人最大的原始动力。这种动力境界未免就是最高的,但至少它真实,充满人本主义的“人间烟火”,凡俗而隽永。

今天的川人好耍、贪耍同样在全国闻名,平常周一至周五上班时间,你在其他城市也许很少见到有美女扎堆逛街,可是你在成都的大街上却随处可见。逛街不分时间段,她们引领着未来时尚的潮流,你从她们的衣着和步伐就能看出,她们是时尚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花开一芙蓉,绝代成佳人。在央视2台推出的《倾国倾城——最值得向世界推荐的城市》大型电视评选活动里,两千年成都榜上有名。繁华的春熙路,古色古香的锦里,美丽的夜成都以及历史悠久的安顺廊桥,一切,就如《倾国倾城》那首歌里所唱的一样,斜阳染幽草,几度飞虹,摇曳了江上远帆。

(五)悠闲也是一门生活美学

多年前,有许多深圳年轻人喊出了35岁退休,退休后的理想就是去成都生活。成都的休闲文化是整个四川逍遥自在生活文化的缩影,吃喝玩乐样样皆精,因此,介绍成都,你就会对整个四川的悠然自得有所了解。成都人从来都将工作和休闲有趣地结合起来,又似乎从来都把两者分得很开,上班就是上班,耍就是耍。在锦江悄无声息流远的时候,成都人闲云野鹤似的过着,喝着茶,晒着太阳,打着麻将,他们给外地人的感觉,似乎是从来就不用工作。

月有阴晴圆缺,一根弦绷得太紧,反而多半影响大局,损害自身,适得其反。尊崇自然,顺应自然是川人生活方式的特色,随着建设的加快,这一特色当更加突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盛洪先生在谈到都江堰时说,“坝和堰,这一横一纵,一堵一导,代表了不同的治水哲学。抽象一点说,一个是所谓征服自然,一个是所谓的天人合一”。同样,道家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和光同尘、贵柔守雌、顺其自然、以退为进。这种对道的心领神会恐怕没有哪个地方可出成都之右了,成都人生活方式的血脉里就谙熟张弛之道的。

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入川小记》里,还曾倾尽一个数千年比邻而居的陕人对四川成都的美好印象和那种熨贴似的喜欢:我觉得这天恰到好处,脉脉地如浸入美人的目光里,到处洋溢着情味。树叶全没有动,但却感到有薰薰的风,眼皮、脸颊很柔和,脚下飘飘的,似乎有几分醉后的酥软。立即知道这里不比西北寒冷,穿着这棉衣棉裤,自是不大相宜,有些后悔不及了。从街头往每一条小巷望去,树木很多,枝叶清新,路面潮潮的,不浮一点灰尘,家门口,都置有花草,即是在土墙矮垣上,也鲜苔缀满;偶尔一条深巷通向墙外,空地上有几畦白菜、萝卜,一清二白,便明白这地势极低,似乎用手在街上什么地方掘掘,就会咕涌涌现出一个清泉出来。街上的人多极,却未行色匆匆,男人皆瘦而五官紧凑,女人则多不烫发,随意儿拢一撮披在后背,依脚步袅袅拂动,如一片悠悠的墨云,又如一朵黑色的火焰。间或那男人女人的背上,用绳儿裹着一小孩,骑上自行车,大人轻松,孩子自得,如作杂技,立即便感觉这个城市的节奏是可爱的缓慢,不同于外地。在那乱糟糟的生活漩涡里,突然走到这里,我满心满身地感到一种安逸、舒静,似乎有些悠悠超尘了。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正是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反而让成都人更关注于自身生活,习惯从周遭的事物中找乐子,心态也就放得很轻松。电影导演贾樟柯说:成都给我的感觉始终是很悠闲的,大街小巷上,人们的步伐是轻松的,并没有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随处可见的步履匆匆的感觉。我想这和成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主编单之蔷曾经饶有趣味地分析过四川独特的气候对四川人性格的影响。他说:“成都人的‘闲’,我从文化和历史中找不到什么渊源,只好到自然环境中寻找。海洋性气候的冬夏昼夜气温变化不大,对人的文化是会产生影响的。其实变化就是时间,变化引起的那种感觉就是时间。古人也就是从一年四季的变化中来制订历法的,例如中国人的二十四节气,这样的东西显然不能诞生在四川盆地,因为在四川盆地看不到这样的变化。看不到自然界的这些微妙的变化,长此以往是否会对时光的流逝不敏感,对时间不敏感,就不会只争朝夕,因此就会产生“闲”的心态和样子。”

二、川渝市井的“生活之美”——安逸的节奏与滋味

(一)舒服与知足之美

一个渔夫在海边晒太阳,富翁看见他,问他为什么不去打鱼? 渔夫说:我打够了呀,今天够吃了,所以在晒太阳。富翁就说,你为什么不去打鱼?好赚钱买更大的渔网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 渔夫就问:然后呢? 富翁就说,继续买更多的渔网,更大的船,打更多的鱼啊! 渔夫又问,再以后呢?富翁就说,钱足够多的时候,就雇些人帮着打鱼,然后你就可以在海边买个房子,天天晒太阳。渔夫就说:我不已经在晒太阳了吗?

如果将这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场景,海边换成茶馆,渔夫换成成都人,一定没有丝毫的违和感。这并不表明奋斗没有意义,恰好在引人思索,我们为什么出发,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这样的追问,既是奋斗的真谛,更是“不忘初心”的美好。

张艺谋给成都的定义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句话之所以广为流播,在于他抓住了成都的特质,恰如易中天先生所说,成都人有本事把几乎一切事情都变成娱乐。

成都人喜好边玩乐边工作,这是一种精明的生活智慧,与成都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特性息息相关。哪种事物都有轻松明快的一面,若在轻松的状态下能解决事情,为何要苦着脸严肃紧张呢?所以,外地人在成都打出租,他们会很惊讶,的士师傅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他们却可以在路上,不断地用椒盐普通话和同伴们联系,说着一些俏皮的话语。在飞速的时光里,成都的的士司机载着你享受着这个城市可以时时慢下来的椒盐速度。

成都特有的茶文化、麻将文化、饮食文化、平民文化,都是川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他们靠着这些俯首皆拾的智慧,看云淡风轻,看日出日落,甚至,他们就根本不关心这些,他们觉得怎样坐着舒服就怎样做,怎样过得自在就怎样去生活。

于是,冒菜只卖多少碗,卖完手工;席桌只备多少桌,订完打烊;边做生意边打麻将之类也就由来有自、司空见惯、见惯不惊了。

(二)随和与简单之美

有作家曾说,成都是一个款步而行的颇有姿色的少妇,美艳不见得,是媚。成都不是什么金玉锦绣之地,富贵温柔之乡,它是银质的,样式素丽,做工精致,只有识货的并有底气的人才能担待它的美。有人说成都是一个注重本能生活的城市,是比较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它的空间和气候比较舒展,比较适宜,不逼仄,不干燥。在这样的城市,竞争不是那么惨烈,变化不是那么剧烈,人心也就不是那么焦灼。这样的城市,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这可能就是那么多人喜欢成都的原因吧。

成都给你某种与幸福类似的生活。每个人都在追寻自己的幸福,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恰巧被自己找到。而幸福是一种感觉,因此在成都生活,会给你这样的感觉,相类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对这座城市最高的褒奖了,给众人幸福,是这块宝地的幸运和荣幸。成都人想要的幸福其实很简单。

曾经看到过一对坐人力三轮车结婚的新人,当他们简陋的三轮车在繁华的成都春熙路慢悠悠飘过的时候,你会恍然发觉那其实是一片云彩,一滴水珠。而新郎新娘的那股高兴劲儿比坐什么车都幸福满足的时候,你真的会相信,其实,四川人就是活得如此简单、自在而真实。

(三)幽默与淡定之美

成都人平时给人的感觉很散,但是,在偶尔的时候,你会突然发觉,原来,一只柔软的手里,也会充满了激情、幽默与力量。汶川大地震废墟下的可乐男孩,透着一种坚强和乐观,敬礼的小郎铮,则举起的是感恩与坚强。

网传北川一老大爷,被俄罗斯救援队从废墟中解救出来,一看,周围全是金发碧眼的老外,大爷就说了:“狗日的地震硬是凶喃,一哈把老子震到外国来了!”,则是川人独有的幽默与淡定。

而汶川大地震当夜,是成都的出租车司机连夜打着应急灯驶进重灾现场;第二天,是成都人排着长队献血直至血库爆满;各救灾现场,是成都的志愿者在进入灾区时满脸微笑,丝毫不担忧之后会有的余震危险,似乎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四川人的担当。

2020年8月中旬的大暴雨、大洪水,更是引发了川渝两地的“淡定”比拼。来势凶猛的洪水,穿过川渝,居然沦落成“被围观”的对象——洪水中我自巍然不动打麻将的有之,穿病员服上街只为“看一眼”洪水的有之,家门口的车被洪水淹了,则想起了“门泊东吴万里船”那动人的画面……即使处于I级应急响应,川渝两地都没有丝毫慌乱。

在成都人看来,人生就像是踏青,不能“一路上的好风景没仔细琢磨”,而应该“慢慢走,欣赏啊”!因为,她最适合生活,因为,她的生活就摆在那里,活色生香。如果说,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艰难人生变成“生命的劲歌”,那么,成都人则把他们的闲适人生,变成了可以一路走一路看,值得慢慢欣赏仔细琢磨的“生命的画廊”。他们当然也会把股市变成花会。四川人喜欢耍是出了名的,外地人也说四川人有点好耍。所以川人大多是些“顽童”和“顽主”。

(四)盐巴与川菜之美

不管四川人怎样耍,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都是前提。食不厌精,用在川菜身上是再合适不过。譬如回锅肉,四川人就非得青椒或者蒜苗,而且样样香料都要,如果少了哪那样,店老板硬是可以拒绝你说,哎呀,我们的蒜苗没得了,回锅肉作不成了,你要不换一个点?其实,四川人做每一道菜,都特别讲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厨艺高手。据说川菜的复合味型都有20多种,其基本味型分为麻、辣、甜、咸、酸、苦六种,有的川菜就是把这些味揉在一起,吃起来感觉奇怪,但却很好吃。这就好比“湖广填四川”,啥样人都有,啥样味都有,越品越有味。只是川人有耐心来整合和沉淀,很像川人的性格,既有容乃大,也有盐有味。

四川是天下的盐。美味离不开盐,盐曾经是巴人的一个垄断行业,所以四川人至今喊盐都还叫盐巴。除了重庆一带产盐,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那就是川南的自贡。其一个个天车的高度,就可以想象盐之于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以及川盐的品质。泡菜、豆瓣、腊肉、豆花、火锅,哪一样不是团聚在盐的周围。所以,《南方人物周刊》曾经说,四川人是“天下的盐”。有了这么好品质的盐,生活就不愁有盐有味。故此,四川人的菜一般都味大些。四川人最怕的就是没味道。所以四川人会形容一个人没把日子过好,会这样说,日子过得“寡淡”,好久没吃肉了,会说“清口水”长流了。一切,都是因为盐。

古时候的四川人要把盐运出去,都要费尽千辛万苦。纤夫和棒棒,是这盐最为朴实的人间表情。今天,随着水运逐渐退出我们的视线,纤夫也逐渐成为一种历史。那纤索深深的勒痕已被时光收藏,那唱川江号子的人也在逐渐老去。只有他们赤身裸体,在江边嶙峋间逆水而上,绳子勒肩的身影,还在一些影像里被定格,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道。能够和纤夫相提并论的还有另外一类人,这类人从表象看也许没有纤夫那么辛苦,可那份吃苦耐劳的精神依然是一个地域最为宝贵的血统。这类人就是四川方言里说的棒棒儿。《南方周末》曾经对棒棒有一个注解:“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和港口经济,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我一直以为,纤夫和棒棒是四川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民间特质,其具有的历史向度足以托起四川人的人本情怀,正是这种情怀,使川人的盐才具有独特的品质和回味。

川菜是国人的味。川菜代表着四川味道,某种意义上也是中餐的代表。川菜的发展大致分四个时期,雏形时期是春秋至两晋时期,汉代扬雄的《蜀都赋》描写宴饮的“馔肴”就说“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西……”及珍稀动物的野禽野兽等“五肉七菜”,可见其品种之多。第二个时期为隋唐五代时期,是川菜的发展时期。两宋时,川菜跨越巴蜀疆界进入京都,流布各地,为众人所知,成为川菜的交流时期。第四个时期是明末至民国时期,是川菜菜系的形成时期。明末清初,辣椒传入中国,在适宜其生长的大西南地区繁衍种植。于是,川菜运用辣椒调味,继承且发扬了“尚滋味”、“好辛香”的调味传统,形成了地方风味特别浓的菜系。川菜,又往往和文化人结合在一起。如苏东坡发明的东坡肘子,丁宝桢发明的宫保鸡丁,还有张飞牛肉、姜维豆腐。川菜擅长调味,味是川菜的核心。辣味在川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也只是一个方面,川菜讲究的是“麻、辣、鲜,烫”四个特点,比如四川名菜“麻婆豆腐”。

曾经有人对川味的调制有过一段精妙的比喻:“川菜厨师调制怪味,简直就像作曲家写总谱一样,各个声部都要使人感觉得到,又要和声效果完好。哪一种味道显得突出了,就像乐队演奏时发出不协和的声音似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川味调制的精妙可见一斑。所以就有了“味在四川,胃在中国”的美誉。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川菜就是中国的胃,是四川人给中国人送上了一顿家常美筵,使中国人不管在哪个角落,都能时时开胃。

盐与味,构成了四川人一本厚厚的生活美学史。吃上一顿好的叫打牙祭,对牙齿的一种祭祀,这是一种怎样的纪念和人文,又是对吃的一种怎样的贪恋。四川人今天时兴说滋润二字,日子过得滋润,这仿佛是他们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几个朋友好久不见了,看见你容光焕发,还长胖了,会说:“哦唷,你日子过得滋润哦!肚皮都大了。”

安逸、巴适、好耍,这些都是四川人才能想出来的名词,也只能是属于四川人的专利。当他们为了吃一顿美食,在高速公路上跑两个小时,当他们呼朋唤伴,只是为了去郊外躺在地上晒一会儿太阳,斗一会儿地主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四川人的生活是有盐有味的,是美好的。

(五)诗歌与艺术之美

在川渝两地,诗歌、艺术与生活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在川渝两地,你可能看见一个“土匪”形象与作派的文化人,也可能看见一个炒菜的厨子张口就来一段朦胧与莽汉。这里盛产的诗家、画家、评论家,无一例外都是最地道的“生活家”。

而第三大街艺术公司总经理石维谈起川渝两地的艺术动向更是如数家珍:四川(川渝)艺术领域在近代不仅有张大千、陈子庄等孤峰似的人物,在当年更是中国唯一拥有两大画派的省份,三峡画派和嘉州画派。从四川美院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获全国美展金奖开始,川渝两地艺术家便在中国掀起了当代艺术的狂潮。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仅出现了像高小华、程丛林、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沂海州、庞茂琨、俸正杰、冷军等艺术名家,各种艺术流派也是一浪接一浪:从伤痕艺术、乡土艺术、新伤痕艺术、卡通波普到行为艺术,其主力军大多是川渝艺术家。据保守估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川渝艺术家几近半壁江山。川渝艺术家不仅引领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思潮,他们同时也是市场的宠儿,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大受追捧张晓刚、周春芽等人的最贵作品己到6~8千万元,且一画难求。尤其张晓刚,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首席地位,至今无人可撼动。

双城经济圈议题初热,川渝诗人的荷尔蒙就率先“冲动”起来,刊物共办、年会共开、诗歌共征、诗文共诵……8月5日起,四川日报全媒体策划推出了“成渝双城诗歌大展”,在川报观察、《天府周末》集中展示两个城市老中青三个方阵有代表性的60位诗人诗作,引发成渝乃至全国诗坛热烈关注及评论家的撰文点赞。2020年8月下旬,一场“以诗为名 唱和双城”——首个“成渝双城诗酒文化论坛”盛大开启。《川报观察》说:成和渝,中国城市版图上的双子星。山水相依的成都和重庆,诗歌更是两地文化同源的一个显著符号。无论是司马相如、李白、陈子昂、苏东坡、杨慎,还是郭沫若、巴金、叶伯和、吴芳吉、何其芳……无不是影响深远的名人。新诗百年,四川诗人亦未缺席,一直以火辣、生猛的势头和独特的巴蜀气质影响了中国诗坛。

诗酒与文化,在川渝两地似乎更为理所当然。这里有杜甫“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经典,有东坡“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的名言,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爱酒的诗人、文化人比比皆是。

诗人兴会更无前。在旁人看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名家们因酒而聚,可以产生出诗酒交融的文化史,但在诗人、文化人那里,或许于他们更为要紧处不在诗,不在文,而在以诗歌与文化的名义,喝一台有关风月的酒,吹一通无关痛痒的牛,打发——或者叫“谋杀”——几多生动的、慵懒的、有趣的时光,梦想顺便留下几句传世之作,挣一张通往斯德哥尔摩的门票。

第五节  思想篇:内涵与特质

一、川渝内核的“创新之美”——精神的自在与自省

(一)自在的气质滋养美

探索未知、开创未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文明属性。创新是进步的灵魂,不论是大变革,还是小突破,这样的“求索”,不仅使个体的生命更精彩,更拓展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厚度。

四川盆地虽然位于中国的腹地,但历史上很多事情都发端于成渝。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华文化乃至人类文明的内涵与特质。

追求自由恋爱,倾慕两情相悦,就是川人带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不知为多少年轻男女壮胆……大气潇洒,敢为人先。

最早的纸币出现在这里。北宋以前,货币是金银铜铁,重而携带不便。成都人就弄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十六家富商联合,可兑换、可流通。这下携带方便,结算简单,交易当然更为顺畅。

天然气最早在这里使用。史料清楚记载,成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天然气的地方,早在西汉就发现了天然气,并加以利用。当今国际国内油价飞涨,川渝人民不仅有气可用,还稳定为东部供气,盆地下边储存有大量天然气,盆地周边有页岩气,整个盆地仿佛是一艘“气垫船”。

饮茶源于这里。四川最早进行茶叶贸易的是成都的新津。唐宋时成都就是全国茶叶生产的主要地区,是茶叶贸易的集散中心。至今成都的茶馆文化仍别具一格,繁荣昌盛,其熟练之多,世界第一。

这里的地方办学是全国首创。早在公元前141年,蜀郡太守文翁就在成都兴学,开学馆,设讲堂,建石室,蜀之人才源源不断。更不用说名垂千古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发源地(大邑县鹤鸣山)和发祥地(都江堰青城山)都在成都道教。

就连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里也打头阵。可谓领先之质,本性难改。1911年辛亥秋成都的保路运动,引起全川的起义,成为武昌起义的开路先锋,被孙中山誉为立下辛亥革命的“第一功”。朱德元帅曾经写诗赞道:“排山倒海人民力,引起中国革命先”。

改革开放以后,成都在全国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第一个发行股票、第一个重新开了当铺,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古蜀国对外的交流和联系超出人们的想象。四通八达的栈道就像盆地顺畅的呼吸。早在开辟北方丝绸之路前,四川的商品就远销东亚和南亚;而顺着这些道路进出迁移的人群从没停止过。四川虽然有自满自足、小富即安、雅俗不弃、爱赶热闹等诸多瑕疵,但瑕不掩瑜。越是移民的地方越充满活力,越是移民的城市发展越快。

从心理学来说,有了家的感觉人就容易平和大度,以快乐的心情、开放的胸怀去汇聚、交流、贯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正因如此,盆地对创新思维和创新事物的接纳和认同超过其他地方。近几年成都有私车第二城、超女之城,奢侈品第四城等很多名号,现代社会的股票,汽车、网络、选秀等新鲜时尚也是迅速拿来并立即发扬光大。

有人说得好,在北京呆上十年,依然是外地人,但在成都只需呆上两个月,便可以成为成都人了。所以从古到今无论是皇帝诗人,还是军阀政客、文人学士、骚人墨客、商贾大亨、贩夫走卒、才子佳人、普通百姓,只要喜欢成都,来到成都,这里就是心灵上永远的家了。

创新的根本建立在对权威的破除之上,成都人敢为人先,却又很少以老大自居,对权威也不盲目崇拜。选择和创造新事物的出发点,在于这个事物是否实用、快乐。从这一点才能理解成都为什么居然是“私车第二城”,就在于成都人看重的不是车子的品牌和档次,而是汽车使生活更轻松和方便。这使得成都人既不抱残守缺,也不为物所役,易于把持住内心的平静与定力。在市场经济和追逐喧嚣的时代,这种看似散淡实则自在的生活方式恰恰构成了四川美妙的人文魅力。自然且自如,自在而自得,内心安定,自然容易进退自如。那种只讲忙碌,不讲闲适;只讲光宗耀祖,不讲忍辱负重;只讲向前发展,不讲休生养息的,看似有焦虑感,有奋斗心,其实是不平衡、不协调、不科学的状态。

(待续)


下接:【中华美网•美学论坛】双城经济圈的美学论(三)


(李后强系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明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处处长)


中华美网责编/李睿  编审/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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