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近来有的地方借防疫之名“层层加码”，滥用权力、为难群众，导致防疫变了形、走了样，有的表面上不说封控实则就是在封控，漠视群众利益和民生诉求，随意打断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更有甚者置群众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伤了群众的心。甚至还有些人，借机发疫情财。相比疫情，这些现象刺痛人心。随之而来的无奈、厌倦甚至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段时间，卡塔尔世界杯如火如荼，观众席上的人群不戴口罩、肆意狂欢，似乎和疫情前没什么两样。有人则问：“世界上很多国家现在已经一切如常，‘躺平’不也躺过来了吗？他们‘放开’行，我们为什么不行？”

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几组数据：

先看确诊病例，截至目前，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6.36亿，累计死亡病例超660万，最近一天新增确诊病例23万例、死亡病例428例。其中，日本1.26亿人口，日新增9.8万确诊病例；韩国5000多万人口，日新增4.7万确诊病例。

再看医疗资源，今年中国每千人口的医疗床位数6.7张，而2020年，韩国12.65张，日本12.63张，德国7.82张；2020年，我国每10万人ICU床位4.5张，德国28.2张，美国21.6张，法国16.4张，日本13.8张，全球平均10张。今年年初，新冠重症患者占用了美国ICU总容量的32.7%，每10万人ICU床位约7张被新冠重症患者挤占，已超过我国每10万人ICU床位数总量。

最后看“一老一小”，截至202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少儿人口超过2.5亿，“一老一小”群体规模很大。根据新加坡的最新数据，有疫苗保护的60-69、70-79、80岁以上的老人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014%、0.064%、0.54%；无疫苗保护的三个年龄段老人感染死亡率分别是0.19%、0.29%和2.5%。而我国未完成接种的三个年龄段老人分别约为2264万、1616万、1400万。如果现在就彻底放开，按照新加坡的感染死亡率估算，我国仅60岁以上老人的死亡人数就将会达到60万左右。

虽然病亡人数是个冰冷的数字，但最终都落到每个家庭头上。试问，我们能眼睁睁接受身边人离去的现实吗？显然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不允许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辈祖辈和孩子，面临死亡威胁而无动于衷、直接放弃。举个例子，西方有的国家一所养老院就有上百人死于疫情，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家，相信是难以接受的。明白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我们国家为控住疫情所作的努力。

《柳叶刀》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称，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全球超额死亡估计达1820万人，超额死亡率为每10万人120.3人；美国超额死亡率每10万人179.3人；中国超额死亡率仅为每10万人0.6人。

任何事情不能只说结果，不谈过程。西方国家今天的“一切如常”，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个鲜活生命逝去和一个个家庭破碎的基础之上。最新数据显示，欧洲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已经突破200万，美国则近108万，是全球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光羡慕西方国家的自在与狂欢，却忽视了他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是选择性遗忘；脱离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谈疫情的“控”与“放”，都是空想性命题。

如果把疫情比作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为了抵达对岸，有的国家选择赤膊下水、优胜劣汰，默许一些人成为牺牲品；而中国选择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尽可能用一艘大船让所有人获得求生机会。当大船正艰难而逐渐靠向对岸驶去时，如果盲目羡慕那些已经登陆上岸的游泳过河者，不再齐心协力划船而选择冒然跳船，之前许多付出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中国选择的抗疫道路，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国家，贯穿始终的大逻辑是“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因时制宜”。

记得2019年末至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当病毒最强大的时候，我们深挖战壕，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全面打响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在短时间内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随着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至个位数，我们审时度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使得我国率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而后，随着病毒攻势减弱，境内疫情总体零星散发，我们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采取常态化防控策略，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交出了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亮眼成绩单。

如今，面对病毒毒性逐渐减弱、传播特点出现变化，我们坚持“动态清零”，更加突出“科学精准”，制定实施第九版防控方案，推出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不断迭代防控举措。

每一次调整，都是循客观规律而动，在多目标平衡中寻求最优解。

作为人口超过14亿的国家，大陆疫情累计死亡人数为5200多人。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1%，2020、2021两年平均增长5.1%，成为主要经济体的优等生。

我们用中国的制度优势和资源配置方式，尽最大努力把人民生命保下来，挽救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就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丰功伟绩。

近来，一些地方在执行“动态清零”的过程中，由于认识的问题、能力的问题、方式方法的问题，乃至背后利益的问题，导致防控政策跑偏了、变形了、走样了，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悲剧。

政策把握没有“一盘棋”。中央定下来的“动态清零”总方针、优化防控二十条措施，一些地方有不同解读，极大降低了中央政策的权威性。疫情防控在有的人眼里，只是管住自家“小池塘”，而不是共同管好流动的“大河”。所以，才会搞出“流动性管理”，“我负责流动，你负责管理”，后果必然是“一地生病，多地吃药”。

政策执行“坐跷跷板”。对于疫情防控最新优化调整的落实，踯躅不前或者一溜到底都是危险的。有的地方“猛踩油门”之后“掉挡失速”，最终“进一步退两步”，严重损害了群众对稳定预期的渴望。有的地方要么“一封了之”，要么“一放了之”，对于怎样走小步不停步，防控怎样更科学精准，资源配置怎样更合理有效，远没有形成有章法的“组合拳”。

“防疫至上”代替“人民至上”。有的地方以防疫为名，轻视民生经济，轻视百姓生活，更有甚者在政策执行中默许“只有新冠是病，其他病无关紧要”，扭曲了“生命至上”理念。有的给防疫“层层加码”，目中没了法律、没了规则，甚至想出各种招数“对付”群众，让百姓寒了心。

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可忽视，但动辄归咎于“动态清零”政策也不符合实际。当前的疫情防控，更像一架“利害相权”的天平，不仅要有算明白民生账、政治账、经济账的头脑，更要求在多目标平衡中实现“最优解”。如何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围绕阶段性目标，突出科学精准，确保政策不走样、不变形，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也考验着党员干部的智慧和担当。

当然，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也不能因为个别地方在执行疫情防控政策中跑偏了走样了、不科学不精准，从而全盘否认我们的疫情防控政策，否定“动态清零”总方针，这是不讲道理的，是只看到了一时一地的小逻辑而忽视了疫情防控的大逻辑。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中，个别防疫工作人员暴露出能力和作风上的不足，我们既要指出来，督促他们改正，也不能以点概面，认为所有防疫人员都是不好的，甚至认为他们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更不能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没有去现场、缺乏任何依据却借助拼接而成的视频和图片来制造、传播虚假消息，唯恐天下不乱。

走出疫情阴霾，不是一句“放”与“不放”就能解决的事情。争论不会自动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从一个个具体环节着手，迅速提高发现问题、处置问题的能力，努力以软着陆方式管住管好。这是我们应该争取的。

为什么病毒致死率低了仍不能立马“放开”？就拿疫苗接种来说，我国80岁以上老人加强针接种率仅为40%，小孩接种率还不是很高，全民整体的免疫水平也不高。一旦出现大范围感染，我们的医疗资源也可能面临被瞬间击穿的风险。这个时候，与其纠结“放”与“不放”，倒不如先抓紧把我们的疫苗水平提上去，把我们的药物备得更充分，把我们的重症病床建得多多的，家里有“矿”、手里有“粮”，面对任何潜在的风险，都会心中不慌。

为什么会出现“一刀切”“层层加码”？有些时候，看起来是创新举措，实际上是政策加码；看起来不是“一刀切”，实际上是造着概念搞“一刀切”。说到底，还是实事求是的意识太弱、担当作为的精神太弱、因时而动的能力太弱。每一次决策、每一个举措的出台都是经过审慎研判的，具体到执行这个环节，更要把以人为本的导向立起来，对防疫不力的严肃问责，对那些“层层加码”也要坚决问责，让他们都成为“过街老鼠”。

为什么有的地方防疫看起来很努力，实际上却很“吃力”？一些地方“码”有了，但不管用，看起来是大数据筛选，实际上还是人在操作；不同的省、不同的市乃至不同的县都在开发各自的“码”，去一个地方就得换一个码，让人“累觉不爱”。要尽快把健康码标准真正全国统一起来，把核酸检测结果全国互联互通，把先进地区精密智控的做法经验快快地复制推广到更多地方，“一地创新、全国使用”。不能让所谓的属地化、行政化甚至利益群体阻碍技术经验的推广普及，而是要想尽办法，让数据多流动，让病毒少流蹿，让老百姓少折腾。

为什么有时该说的不说，“对的事”却说不好、听不懂？有些党员干部在聚光灯下开展工作的能力较弱，要么一味回避躲闪群众关切，要么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一大通，结果都不是群众想听的、普通人能听懂的。要把那些逃避责任该说不说的揪出来曝光，把说不好、不会说的人从发布席上快快赶下去，把那有资格说、而且说得好说得清说得准的人多多请上来，在不确定性中多给人以确定性，让权威专业的声音立起来。

每一种能力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考量，那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公众的呼声与诉求，历来是我们调整优化抗疫政策的基点。抗疫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民造福，就是护佑每一个人的健康、平安。抓住了这一点，我们的步子就不会乱、行动就不会偏。

疫情发展到现在，防控早已不是开“盲盒”。任何一次调整，其实都是政策的迭代、防控的优化，是离成功更近了一步，不是自我放弃、自我否定，不应循规蹈矩、自我设限。对我们来说，疫情防控就像开一艘大船，减速失速不行，急速转弯也不行。正因如此，才有防控方案从第一版，迭代到现在的第九版。沿着这个方向，相信还会迎来更加精准的第十版、第十一版……

建造疫情防控这艘“大船”，最终是要载着14亿多人顺利到达对岸。船到湍流处，更需心劲齐。要相信，我们不会一直漂流下去，只要团结一致、步调平稳、节奏不乱，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平安下船。（来源：浙江宣传）

《“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刷屏，是哪位大神？

为什么？很简单，这篇文章说出了很多老百姓想说的心里话，直面问题。不像某些发布会那样，满满的“废话文学”。

三年了，太多太多的文章、公开信、一论二论三论……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是又臭又长的八股文。

老百姓想听的一句没有。而那些听得耳朵里长茧子的“片汤话”“车轱辘话”，一锅又一锅，一车又一车。

有些官员甚至还不忘搔首弄姿，将发布会当成个人的秀场。

有些地方，动不动就致市民一封信，左一封，右一封，故作亲热，伪装成心灵鸡汤，强行灌给老百姓，反而惹得老百姓一肚子火气。什么叫扬汤止沸，这就叫扬汤止沸。

所以，《“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如一股清流，受到欢迎。原因不复杂，这篇文章说的都是实话，不护短，不遮丑，摆事实，讲道理。老百姓都是讲道理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之江轩”，顾名思义，是浙江省委宣传部的官方平台。

现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1972年1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宣传部长之一。

各省宣传部的部长，出身媒体的不止一位，有些还当过重点媒体的总编辑、副总编辑，有些曾是电视上知名的主持人。

但是，王纲是其中唯一一个从地方报纸基层记者一步步走上宣传部长领导岗位的。

从1996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后，他在浙江日报工作了17年，在科教卫新闻部、经济新闻部、文化新闻部都工作过，担任过浙江日报嘉兴记者站站长、温州分社社长，真正在新闻一线摸爬滚打。

对于记者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对社会微观层面的波动有敏锐的体察。而不是一味的随大流、唱赞歌、人云亦云、贴金添花。

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讲过，当娃哈哈已经做大做强成为明星企业时，掌声和荣誉来到了脸上。而这时候，越发需要居安思危，冷静清醒，一些揭露问题的“沉重报道”就起到了这种作用。

这其中，就有王纲的作品。宗庆后曾说：“……王纲采写的《看“娃哈哈”如何长大》等作品，让我始终敬畏市场、保持警醒。”

2004年，在温州民营经济已经声名远播之时，有关温州经济的一些杂音，如“温州GDP增速落后了”“资本大量外逃”“可能出现产业空洞化”“温州炒房团”等话题也一时间沸沸扬扬。

王纲深入工厂、商家一线作了调研，并且采访了时任温州市委李书记、市长刘奇（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写出了重磅文章《温州经济发展的调查与思考》，分为上下两篇在浙江日报刊出，引发了广泛反响。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王纲又第一时间赶往地震灾区一线进行报道。如今，浙江日报报史馆里，还有他当年在灾区采访的照片。

粗略统计了一下，而今出身媒体的宣传部长们，到过地震灾区采访的，王纲也是唯一的一位。
这些经历，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角度，那就是为什么能诞生《“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这样的文章。

民生疾苦，似乎与他们无关，看不到丝毫的同理心。他们曾经的记者生涯，高高在上，坐在办公室里或是舞台上，或纵论天下、指点江山，或歌舞升平、锣鼓喧天，就是少了对升斗小民的关注。

希望这些官老爷们，好好读一读《“人民至上”不是“防疫至上”》。不奢求别的，首先学会：好好说话。

（来源：乙未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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