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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巴塞罗那带来了久违的城市扩张契机。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此发展了起来，从而改变了整个城市人口的结构。人口数由1718年的3.4万到十八世纪末的10万，大量的外来人口导致城市的工业和农业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原有的基于后者而建立的城市结构已经明显不适应工业化时期的需求。
1854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决定拆掉原有的老城围墙，随后举行了针对巴塞罗那未来城市发展的公开竞赛。1860年，由工程师塞尔达（Ildefons Cerdà i Sunyer）提交的巴塞罗那新规划被马德里政府批准通过，并很快付诸实践。（图2）塞尔达规划，根据巴塞罗那的自然地理现状，重新确定了城市未来的边界。在这个范围内，将城市以133m*133m为一个单元进行划分，单元之间有20m宽的城市级道路。同时设置了两条50米宽的对角线方向的大道。大道的相交之处的荣耀广场作为未来的城市核心，并在此附近设置了火车站。出于车辆（当时主要考虑的是马车）转弯时的视线不被遮挡的目的，每个单元的四个角延45度方向被切去。
整个规划方案依照一种工程师的逻辑，进行层层的展开：首先，城市划分为左右两个部分，每个部分拥有20*20（400）方格，各配置一所医院，一个大型公园等大型服务设施。随后，400个方格又被平均分成四个街区，每个街区设有学校和市民中心一类的基础服务设施。
直至今日，这个有着明显乌托邦情节的规划方案，虽然从实施开始就未停止过更改依旧，但依旧是巴塞罗那城市发展的基本蓝图之一。，在此规划中表现出来的以现代工业发展为基本参照的时代性和均质化的规划方案下所隐喻的平等、平均的民主意识和社会关怀等资产阶级民主改良的先锋思想。一方面使得巴塞罗那的城市发展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中驶入了快车道，逐渐成为了南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另一方面也使的这个城市成为欧洲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反政府主义的中心之一。
重新定义的新广场
毫无疑问，塞尔达的规划方案充满了理性精神与先锋特性。然而也需要指出，即便是塞尔达做了大量的针对城市局部的深入设计与研究，但整体上仍然因其过于均质而缺乏多样性；由于方格网本身同原有的城市的肌理没有过多的联系，在方格网的铺设过程中，方格网外围区域同已经存在的历史城区和周边小城镇的对接就出现了众多问题；方格网区域内部缺乏指向性的先天不足和马德里政府的影响等原因，都使得其在实施初期就受到了巴塞罗那当地的反对。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此同时，19世纪末发生的两件事情加强了人们对于塞尔达规划的改良决心，分别为1888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世博会和1898年霍华德（Ebenezer Howard）田园城市思想（Garden Cities）的提出。前者的举办推动了城市的东向扩张进程，令第一个城市副中心浮出水面，后者则让人们开始反思城市绿化系统和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影响与意义。
1905年．法国人里昂（Léon Jaussely）提出了新一轮的巴塞罗那城市与交通规划方案。（图3）在这轮新的方案里，设计师植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交通等级；建立了一个由公园和城市内的小型山丘组成的多元绿地系统；为了平衡由88年世博会造成的城市发展的东移倾向，设计师在当时巴塞罗那市西郊-蒙特惠奇山（Montjuïc）的山脚下添置了一个新的城市广场。
这个被重新定义的新广场的出现，改变了原有塞尔达方案中的以荣耀广场（Plaza de las Glorias）为城市中心的策略，转为以老城区为城市中心，东西各设置一个城市副中心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打破了原有塞尔达规划中形而上的操作模式，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的城市等级。这两个副中心一方面平衡了城市发展的倾向，强化了老城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承担起巴塞罗那主城区同周边郊区的联系。除此之外，新广场同蒙特惠奇山的联系被强化，使得市民的休闲生活方式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
里昂方案的“现实意义”其根本是将略显空想化和图面化的规划同市民生活与原有的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工环境）肌理相融合，从而更好的适应塞尔达方案制定后的50年间因其人口的急速增长而造成的城市状况与生活与休闲需求的改变。虽然新的方案有着明显的法式风格，在一些服务设施的设置上也略微缺乏理性，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基于塞尔达规划的优秀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有规划的不足。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方案并没有被全面实施。不过新的副中心的设置，交通等级和绿化系统的规整等想法均影响了当时的城市规划人员，并在随后的巴塞罗那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被间接实现。
怀旧氛围下的现代萌芽
虽然1905年的规划方案已经明确了这个新广场的作用与意义，但真正将这块城外用于处决犯人的“飞地”纳入城市化进程是从1915年开始的。后因蒙特惠奇山被选作1929年的世界灯光博览会的主会场，这个位于山脚下最为重要的入口广场，才迎来自己全面的建设时期。
1926年，命名为西班牙广场的新广场开始动工。（图4）整个广场占地3.4万平凡米，布局风格受到意大利建筑师济安•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影响，广场中间的纪念碑与喷泉由建筑师约瑟夫茹若尔（Josep Maria Jujol）设计。四周保留了1900年的建成的摩尔复兴风格的斗牛场（Arenas de Barcelona），同时加建了旅店等一系列为世博会服务的设施。在通往蒙特惠奇山道路的入口处，设置了两座模仿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广场的高塔（Las Torres Venecianas）。展馆坐落于沿山而上的道路两侧。道路尽端的高处是为世博会专门修建的西班牙艺术展览馆（Palacio Nacional）。馆前立有四根象征着加泰罗尼亚的爱奥尼石柱（Les quatre columnes）。展览馆的顶部安装了九盏巨型射灯，每晚可以向天空打出城市的名字，以呼应世博会的灯光主题。
客观的说，1929年的世博会成功定义了一个新的城市发展中心与方向，并让人们开始反思已经存在的城市结构。轨道交通等新兴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亦借此时机进入城市。新的西班牙广场，成为了巴塞罗那西边重要的文化中心和连接马德里，阿拉贡的交通枢纽，将巴塞罗那的原有城市边界向西进行了大幅扩展。更为重要的是“1929年在蒙特惠奇山举办的世博会，提供了一个机会，将这座山并入了城市之中，使得这片巴塞罗那的自然区域成长为巴塞罗那最为吸引人和重要的休闲公园。”
同时，这次世博会，给了以约瑟夫卡达法尔克（Josep Puig i Cadafalch）为首的后被称作1900（Noucentisme）派一次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就如同40年前的那次世博会让巴塞罗那现代主义（Modernisme）登上历史一样。然而有所不同的是，在1888年世博会上的巴塞罗那建筑还充满着来源于自然形式的创新意识和基于新工业时期的新材料作用于传统建筑风格上的探索勇气，但40多年后的这次盛会，则更像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拼贴风格的赞歌。曾经在蒙塔奈和高迪等人的建筑中所呈现的新艺术运动中的独特品质被1900派的“原型、复制、重复”的拿来主义的设计方式所取代。正如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所言：“在这里，新艺术运动原先的朦胧梦想，已让位给了一幅建立新世界艰苦过程的图像。但是悬挂在过去与现代之间的依然是那幅怀旧的景象”。
令人庆幸的是，历史不仅仅记住了这场闹剧，还为这场闹剧设置了一个足够强大的不和谐因素—由德国建筑师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德国国家馆。原建筑于1930年被拆除，后又在1986基于当年的资料复建。其展现出的由钢和玻璃为主的现代建筑材料与极简的装饰特色，在这场充满了“仿古”气息的展览会上显得如此的特立独行。这座现代建筑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作品，为巴塞罗那的建筑设计与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现代主义萌芽。随后，柯布西耶和其弟子塞特（Josep Lluís Sert i López）在巴塞罗那的组织了各种宣扬现代主义思想的活动，并渐渐将这股萌芽转化为现实尺度的操作。
也正是在这场现代主义浪潮中，建筑师卢比奥图杜里（Nicolás María Rubió y Tudurí）在其宣言性质的文章“西班牙广场，巴塞罗那的活力中心（La Barcelona Futura，1930）”中，为西班牙广场带来了一轮新的扩展方案：广场由原来的3.4万平凡米扩展到8.5万平方米，摩天大楼风格的办公室和住宅同原有低矮的展览空间混建其中，从广场到周边的城市郊区通过众多大型巨构的立体交通系统进行连接。
在这个新的构想中，未来主义风格的大城市激情已彻底取代了曾经的陈旧气息，相对于1900派的“靡靡之音”，其更加真实的表现出这个时期巴塞罗那试图成为“大都市”的强烈欲望。然而无奈的是这股欲望之火很快就被内战的爆发和弗朗哥的胜利浇灭。
变革与民主的诉求
三年的内战，不仅仅打断了西班牙的兴起不久的现代意识与民主进程，同时作为胜利方的弗朗哥对曾为民主、左派与反政府中心的巴塞罗实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充满“白色恐怖”气息的高压政策。在这段时期内，虽然政府规划部门曾因新的城市迁入浪潮而推出过一系列关于住宅的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多偏向于片段化的局部调整，而缺乏对于整个城市的整体思考，有些项目甚至明显充斥着独裁气息；加之闭关政策所造成的物质生活匮乏和高压统治下的对于市民活动的限制，都让这个城市丧失了20世纪初的活力。
1975年，弗朗哥去世；卡洛斯一世登上王位，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对政体进行民主改革。被压抑长达近40年的民主诉求全面爆发。一年之后，巴塞罗那政府就迅速推出了新的一轮的城市规划方案（Plan general metropolitan 1976），并于政府的改组完成后开始逐步推行。
同历史上的多轮巴塞罗那规划方案相比，这次的规划方案有着本质的不同：方案本身并不基于乌托邦似的大面积更新和新区的添置，而是在原有的城市肌理上进行改良；针对不同区域的文脉和地理条件的差异，使用大量规模较小却极具操作性的项目来塑造更加多样化的城市街区特性。同时，在这轮规划中，着重强调了要通过增建城市公共空间来推动城市的更新。
这种方式的提出，首先是由于其相对贫乏的经济状况。即便更新计划是以项目作为主要的推进点，但仍然不能避免其制定计划过于大而全的缺点。但是我们依旧可以清楚而强烈在对于公共空间的强调等众多部分中感受到新的民主意志对于城市改造的影响。
1979年，位于西班牙广场北部的原屠宰场广场进行公开竞赛，拟定将其改造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公园。方案最后由5位年轻的建筑师组合获得。
整个公园基本没有任何的围护结构。根据原有场地的地理特征，自西向东跌落为三层高度。最高处被平整成一个硬质的广场，放置着西班牙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米罗（Joan Miró）的大型雕塑作品-女人和鸟（Dona i Ocell），公园也因此由屠宰场公园（Parc de l'Escorxador）改为米罗公园（Parc de Joan Miró）。（图7）东部的最低处设计了一个居于水上的社区图书馆。公园内有棕榈树布置的阵列中散布着大量的市民休闲活动设置。
更为重要的是，公园的边界开始被弱化处理。仅仅通过简单的高差变化，完成对于用地边界的定义。这种开放式的处理手法，对于刚刚从独裁统治走出来的巴塞罗那来说是有着特殊的政治文化寓意：没有围栏意味着人们可以自由的穿行，可以随时进入而不受限制，巴塞罗那的建筑师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定义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形态，传递出弗朗哥死后对于民主和开放的时代诉求。在这个项目中，“形式、位置、规模和定位不仅仅是受经济力量左右的结果，它表现出并且蕴含着个人和集体所展示的权利，论争和抵抗。”
随后，由于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成功申办，城市进入了一个高速的更新节奏里。四个奥运场馆区域被分置于城市的四角，通过新修的城市环路加以连接；市中心区域则通过大量的公共空间项目提升了市民的生活品质，让巴塞罗那重回“街头生活之城”（Ciudad de la calle）。以米罗公园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小尺度公共空间被植入或被改造，用以达到提升周边街区的质量的目的。这种操作模式，后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推崇，在规划史上被称为“巴塞罗那经验”。
隐藏的危机
2000年，西班牙广场一侧闲置了10年之久的建于1900年的斗牛场进行改造招标。事实上，自1977年开始，这个斗牛场就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功效，仅仅间隔性被用于举行一些街区活动。直至1990年终止对公共开放。
最终由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George Rogers）同本土建筑师组合ABAA的合作方案赢得了此次的改造项目。方案保留了原有建筑的部分表皮并通过巨构结构将其托起，使得其保留下的表皮如同置于站台上的历史展品。在原有斗牛场圆环结构的内部进驻了一个包括餐饮，商业，健身房与电影院等多功能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冲破了原有的斗牛场外墙的高度限制，新的屋顶置于原有的斗牛场之上，提供了一个全面对公众开放的可以平视蒙特惠奇山的观景台。新高点的植入，扩展了百年来对于蒙特惠奇山的视觉认知可能性。
这个竣工于2011的改造项目成为了整个西班牙广场的在功能上的最后一块拼图。至此，西班牙广场终成集商业综合体，文化展览馆和自然观景等于一身的复合城市休闲中心。伴随着新的铁路系统的进入，西班牙广场已经是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城市发展与旅游热点。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斗兽场改造是一个由私人财团同政府共同运作的城市操作。虽然其结果是成功的，然而却并不能掩盖整个城市的发展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危机。92年之后，奥运会造成的公共财政危机使得巴塞罗那的城市发展再次回到相对缓慢的节奏，然而想要成为世界城市的渴望却并未消退。财政上的匮乏，使得政府在一些公共项目中不得不借助私人资金，这使得原本着眼于宏观，操作于公共空间改造的巴塞罗那式的操作模式变得更加的复杂起来。于此同时，奥运会后的新一任政府希望通过新的大事件来刺激城市的发展。这些都造成了巴塞罗那的城市发展的策略拐入了激进并不可预知的高速车道上。正如肖特（John Rennie Short）所言“对于自己在全球文化的资本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他们抱有强烈的关心，因此，他们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画廊，知名建筑师，学院和艺术传统上。一种对于没有居于网络中心的焦躁与恐惧弥漫在这（些）城市当中”。
延西班牙广场西去不远，以新的世界展销中心和高层建筑为主的办公楼与酒店，形成了一个叫做欧洲广场（Plaza de Europa）的新广场。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聚集中心。虽然新建筑不乏如伊东丰雄（Toyo Ito）等著名建筑师的作品，但是人群使用时间上的局限必然会造成城市发展上的限制，这种过于的商业化所造成的使用时间段上的过于单一，使得新的广场并没有很好的融入正常的城市生活，经济危机所形成的高空房率更另其雪上加霜。这个政府与私人财团共同合作，希望借西班牙广场之势而起的新广场，并没有扮演起一个世纪以前，西班牙广场在扩展城市范围上的重任，反倒使得巴塞罗那政府在经济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历史的延续
如果我们再回头细细研究西班牙广场的变迁过程：从反思塞尔达规划的产物，到现代主义与怀旧风格的对抗，再到民主的声音与私人资本的介入；西班牙广场就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巴塞罗那近现代的建筑与城市发展进程。在期间，巴塞罗那曾受到过诸如充满平等意识的乌托邦、未来主义等现代进程中的“先锋”意识的影响，亦曾出现过拿来主义式的保守历史风格，然而却没有任何一种风格在如今的西班牙广场上能占有统治性的地位。广场一直通过其自身风格的不断调整来与巴塞罗那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等状况相吻合。
在这里，建筑风格并没有呈现出一种视觉的统一性，每一次新的改变并不受到原有的历史风格的束缚，而是试图去更真实的传达“此时此地”。这正是巴塞罗那建筑“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巴塞罗那的建筑师习惯通过对于客观现实的分析（这种分析不仅仅指对于基地周边环境的研究，同时也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来开启一个设计，但也不会因此就受到风格上的约束。“任何对于已存事物的尊重都不能限制项目的自由度”,正是这种更加积极的历史观点和对于“现实”的态度，使得西班牙广场自身成为了一个展现近代城市时代变迁的最好标本。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实主义”的设计并不意味着缺乏远见，其每一次的改变都不仅表现出对当时状况的应有尊敬，更表现出对于未来的理性探求。也恰恰正是这种探求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延续性，即便有时其探求目的是清晰的，而有时则近乎于一种赌注。
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曾指出当代文化的问题是在一种不连续的表象内部的寻求一种连续性。在西班牙广场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时期的建筑所表现出的视觉上的片段化与自我调整之下，却隐藏着不间断的对于认识与美学创造等问题的扩展与延续。这也许正是建筑之于历史本身的意义，放弃那些来自与纪念碑式的图像与碎片的意淫，通过记录真实，来完成对历史的连续性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