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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网·人物】曹顺庆: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我的学术之路

2022-10-26 09:37:32   文章来源:“当代外语研究”公众号


曹顺庆,现任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2),国批博士生导师(1993),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国家级教学名师(2008),学术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第四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副会长,美国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国际期刊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主编(Routledge出版社),《中外文化与文论》(CSSCI集刊)主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等多个基金项目,多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教育部人文社科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主要有:《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文论史》, The Variation Theory ofComparative Literature (英文专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多篇。




我6岁时,就读于贵阳市贵溪路小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那一年,我就读于位于解放桥的贵阳第十四中学初中,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李正祥;由于我会拉二胡,进了学校宣传队,当时的宣传队队长是邹培贤,手风琴拉得很好,后来到香港去了。带队老师与邹培贤带着我们四处去演出,当时大家兴奋得很,干劲十足,我的二胡技巧也大有长进,还学会拉京胡,拉小提琴;后来还担任学校宣传队长。初中毕业,上高中,进了当时最好的中学贵阳一中。一中也有校宣传队,领队老师是鼎鼎大名的胡启文,我当然就进入了学校宣传队,结果在高中仅仅一年,我考上贵州省军区宣传队文艺兵,1970年11月进入贵州省军区宣传队,正式军龄从1971年1月1日算起。当上文艺兵,在当时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自己很自豪,拉琴更加刻苦用功,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部队文艺兵不仅仅要演出,而且也要下连队训练,长途拉练,还要搞生产,挖地挑粪,栽秧打谷子,我还放过牛。1976年退伍进入贵州省黔剧团,在乐队工作。1977年3月,我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是陈望道,中文系系主任是朱东润,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中文系有许多名师,例如郭绍虞、刘大杰;直接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蒋孔阳、王运熙、顾易生、王水照、李庆甲、章培恒、陈允洁等老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大学的记忆是美好的,老师们的课程精彩纷呈,我听了王水照老师的课,悄悄写了一篇称赞王老师授课的文章,交给了校报,署名“小草”,居然被刊登出来了!多年以后,我与王水照老师在北京西郊宾馆评审国家社科基金,晚饭后一起散步聊天时,我提起此事,王水照老师才知道原来那个“小草”就是我“小曹”,十分感慨。我记得同学们学习起来跟疯了似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大门常常被我们挤破。当时我真的觉得复旦太好了,图书馆的开架书库竟然可以随便进入,我常常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看了很多书:西方的、中国的、理科的、文科的、现代的、古代的,我都如饥似渴地读;或许我的学术根底,就是在复旦大学打下的。在复旦,我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略论孔子的美学思想》,我主动将这篇稚嫩的习作交给蒋孔阳教授和王运熙教授,请他们批评指教,这两位恩师非常认真,给我仔细修改,直到现在我还珍藏着老师的修改稿。最后这篇论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生学术论文集》中,这是我的处女作,对我鼓舞极大。1980年3月毕业,工农兵学员必须哪来哪去,毕业之际,我报考了研究生。随后我被分配到贵州省电影公司宣传科工作,编辑《电影评价》,结果才工作几个月,就接到了四川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9月初,我背上小提琴,来到成都望江公园旁的四川大学,成为了著名《文心雕龙》专家杨明照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师从杨明照教授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硕士学位。在四川大学,我深受恩师明照先生的影响,杨先生上《文心雕龙》课,首先给同学们背一遍原文,然后再逐句讲解;杨先生的书桌上,永远放着《十三经注疏》,先生博大精深的学识、炉火纯青的研究,深深激励了我。

在杨先生言传身教下,我发奋努力,一方面浸渍于中国古代文论,另一方面探索比较诗学路径。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一年级就在《江汉论坛》发表习作《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该文一发表就被《新华文摘》摘登,令我兴奋异常。以后又陆续发表《“风骨”与“崇高”》、《“移情说”、“距离说”与“出入说”》等多篇论文,我将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确定为《〈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这是一个当时没有人写过的创新性问题。该文在郭绍虞主编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6辑上发表后,引起了古典文论研究界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而且还得到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肯定。钱学森来信如下:

“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曹顺庆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日来信及大作《‘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均收到。我把论文立即送给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刘奎林同志看,因他在研究“灵感学”,现得他回信说:‘很受启发。’

我们这些搞科学技术的,有个毛病,不满足于论述一番,而要刨根问底、探索机制。因此想把研究灵感搞成一门科学,叫灵感学。我们当然欢迎文艺界同志给我们帮助和启发。所以我对您表示感谢。

此致敬礼!钱学森 1983.1.20”

大科学家的鼓励,更坚定了我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决心。硕士研究生毕业,本想赴北京工作,已经联系好北京的工作单位,但是四川大学让我留校任教,我服从组织安排,继续师从杨明照教授,在职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博士学位,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生。1987年上半年,我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访学,与李达三、袁鹤翔、周英雄、黄维梁诸位教授相处甚欢。1987年9月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杨师明照先生亲自主持,当时的答辩委员会有徐中玉、王运熙、张文勋以及本院张永言、项楚等著名教授,评审专家有季羡林、杨周翰、张松如、钱仲联、周来祥等著名学者,他们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我至今仍然珍藏着这些评审表格。季羡林先生的博士论文评审意见如下: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之重要性,现在几乎尽人皆知。全面认真而系统地钻研探讨的文章或专著还很少见到。原因是,这种比较研究工作难度极大。倘若对中西两方面的文论没有比较扎实、比较系统的理解,实在难以完成这一件工作。中西文论(诗学)都有极长的历史,著作之多汗牛充栋,钻研起来,十分吃力。其次,想进行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必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没有宏观,则易为中西两方面的繁琐的文笔现象而束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微观,则又容易流于空泛,不能真正谈到点子上,不能真正搔到痒处。这样就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曹顺庆同志的论文既有宏观的观察,又有微观的探讨。中西两方面的文论中都有不少的专门术语,比如‘典型形象’、‘意境’、‘气象’、‘神韵’、‘性灵’等等,都是很难理解,难以捉摸的。曹顺庆都用简短扼要的语言,说明了这些术语的涵义。他对中西两方面的主要的文艺理论流派都能了若指掌,论述起来,有极大的概括性,颇有高屋建瓴之势。他的论述确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有极大的说服力。我常常感觉到,世界上文学理论能独立成为体系的不外三家:中国、印度、希腊(包括近代西方各国)。此文只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文论。倘若将来能扩而大之,把印度古代文论也包括起来,把三者进行对比。其成就必将有更大的意义。总之,我认为,曹顺庆同志的论文已经完全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平。”

杨周翰先生的评审意见是:

“曹顺庆同志所占有的中西文论材料极为丰富,难能可贵,足见其用功之勤。在大量占有材料之后,抽绎其关键概念,作中外比较,列论详尽。在国内对中西文论作如此系统的比较,有首创精神。”

山东大学周来祥教授评审意见:

“曹顺庆同志的论文,对于掌握中国古代诗学的民族特色,对于建立有民族特色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西比较诗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前学术界虽已有不少有价值的探索,但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作者在概括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等五个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对中西诗学作了总体的比较研究,论文具有开拓性,也表现了作者理论上的勇气和创新精神。通观全文,新见迭出,美不胜收。作者在意境论与典型论的比较中,揭示了中西方对学术本质的不同理解。由物感论和模仿论,提出了中西方两种不同的艺术起源论,过去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问题,文中的论述既新颖,又有力。”

这篇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中西比较诗学专著,是中西文论比较领域“开风气之先”和“填补空白”的著作。《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一书指出:“比较诗学是近20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最大热点,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和黄约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钱念孙的《文学横向发展论》等是公认的学术精品……《中西比较诗学》是我国第一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专门著作……可以说是开辟了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新阶段。”(王向远 2003:248-251)此书获1990年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专著一等奖。这本书,可以说成为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里程碑。

1990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30多岁当上正教授,成为四川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在当时是罕见的。从此,我更是意气风发,一门心思做学问,决心将自己献给学术创新事业。

自出版《中西比较诗学》后,我学术信心大增,便下决心开始着手写一部大书《中外比较文论史》,初步预计几百万字,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为写此书,我吃尽了苦头!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一方面是受季羡林先生鼓励,季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评语中说“我常常感觉到,世界上文学理论能独立成为体系的不外三家:中国、印度、希腊(包括近代西方各国)。此文只对比了中国和西方的文论。倘若将来能扩而大之,把印度古代文论也包括起来,把三者进行对比。其成就必将有更大的意义。”我非常渴望践行季先生的期望,当时更进一步的想法是准备探索另一条创新之路,即从总体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比较诗学。为什么要探索这样一条路呢?1989年《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了我的《从总体文学角度认识〈文心雕龙〉的民族特色和理论价值》一文,我在文中指出:仅仅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从中西文论的比较中来确定《文心雕龙》的历史地位,尚缺乏一种真正世界性的宏观眼光。西方人视西方文学为世界文学固然不对,中国人以中西两极文学为世界文学亦不恰当。因为世界文学理论并不仅仅为西方与中国所具有。用中西对比的方法,固然也能说明一定问题,但最终不能真正确定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这是因为:第一,超过西方并不等于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古代文学及其理论方面。第二,中西的对比研究,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对等的:要么缺乏纵向的时间一致性,要么缺乏理论内涵的类同性。这种不对等性的比较,很难确定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要真正确定《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或者说确定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不能够仅仅以中西两极比较或中西二元对比来加以确定,而必须以世界批评史的宏观眼界,对世界各国、各文化/文明圈的文论一视同仁地予以重视。即:不但重视以古希腊、罗马为源头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也要重视以《舞论》为代表的印度古代文论;既要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成就,也不能忽略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文明圈)的古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只有在充分考虑了世界各国(各文明圈)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确定《文心雕龙》(或中国古代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所应有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我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界同仁的支持,《文学评论》1989年第2期《编后》指出:“曹顺庆谈《文心雕龙》的文章,为国内‘龙学’研究的沉闷局面开出了一条新门径,作者推导的结论意见及其论述的示范作用,也是值得注目的。”香港《星岛日报》(1989年1月17日)发表黄维梁教授的文章指出:“国内一位青年学者曹顺庆教授,在其论文中谈到《文心雕龙》的世界性地位和价值,颇能高瞻远瞩,言而中节。”我感谢学界同仁的鼓励,同时也更加坚定了我从总体文学角度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撰写《中外比较文论史》的信念。

为了做好前期材料准备,我先清理中外文学史。1989年,我拟出了《比较文学史》写作大纲,试图以总体文学的方法,融全世界文学为一体。我的设想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学者的热情支持,参加《比较文学史》撰写者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华东师大、天津师大、陕西师大、湖南师大、西南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语学院、深圳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2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其中有老一辈知名学者茅于美、丰华瞻,也有中青年著名学者如王宁、钱林森、叶舒宪、杨武能、谢天振、刘象愚、郁龙余、王晓平、何乃英等。著名比较文学家李达三(John J. Deeney)亲自写序指出:这是一部“内容深广,人们十分需要的著作”。该书于1991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从总体文学的角度来撰写这部《比较文学史》,克服了以往世界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大谈西方而忽视东方,或只谈外国而不论中国的“西方中心”的偏向,将纵向的文学发展与横向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联系起来,并将中国文学发展史纳入其中,用纵向发展的经与横向比较的纬,将全世界文学织成一个完满的整体,让读者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更好地认识全世界文学这张完整的“网”,认识文学交流与影响在文学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巨大作用,并在比较之中更鲜明地认识各国文学的不同特征及其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认识全世界文学的基本走向和总体特征。因而这部《比较文学史》,可以说是我用总体文学的方法来撰写中外文学史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可以说是为我撰写《中外比较文论史》打下的一个文学史的基础;而我打下的另外一个基础,则是《东方文论选》的编写工作。

因为要撰写《中外文论史》,必须要清理东方各国文学理论,大约从1990年开始,我即开始着手编写《东方文论选》的准备工作,当时发现国内有关东方文论的资料少得可怜。除中国文论外,情况最好的是印度文论:金克木先生曾选译过五部印度文论资料,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仅八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3年又出版了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其次为日本文论;而丰富多彩的阿拉伯文论在我国竟没有任何一篇(部)译文!1990年,牛枝慧同志收集了一些材料,选编了一本《东方艺术美学》,由于资料的缺乏,只能选一篇美国人撰写的《阿拉伯文学的美学原则》。金克木先生在此书的《序》中坦率地指出:“你(指牛枝慧)选一些资料,编出这一本关于东方美学的书,显得很单薄,恐怕也是显示了今天我们研究的单薄。”(牛枝慧1990:8-9)面对这种状况,我在感慨之余,决心尽快编出一本较为全面而翔实的《东方文论选》来。1991年春拟好编写大纲之后,我专程赴京,拜访了我仰慕的著名东方文学专家季羡林先生,季先生与我交谈后非常支持,并推荐我去约请著名梵语文学家金克木先生。我与金先生长谈了几次,受益匪浅。金克木先生不但答应参加编写,还推荐了中国社科院黄宝生研究员、伊宏研究员参加印度文论与阿拉伯文论的编写工作。季羡林先生亲自约请了北大波斯文学专家负责波斯文论的编译。以后,我又约请了韩国高丽大学许世旭教授和正在日本作客座教授的王晓平教授以及湖南师大蔡镇楚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马瑞瑜教授等人负责朝鲜文论、日本文论和阿拉伯文论的编选。该书几经磨难,换了三家出版社,终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正式出版。这部70万字的《东方文论选》,绝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译成中文,被学界认为是第一部较全面地反映了东方各国文论概况的文论选,填补了学术界一个重要空白。季羡林先生亲自担任名誉主编,并挥笔作序,认为“读此一书,东西兼通。有识之士定能‘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融会东西,以东为主,创建出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把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东方的文艺理论的研究水平和世界的文艺理论研究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上”。《东方文论选》被评为“填补了我国东方文论译介与研究的一个空白”(王向远2003:253)。刘介民教授发表了《东方古代文论的开拓性著作》,认为“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是一部东方文艺的‘开山纲领’性的著作”(刘介民2002)。郁龙余教授发表专文评介认为,该书“像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一样,曹顺庆主编的《东方文论选》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郁龙余1998)。

在主编《东方文论选》的过程中,我本人也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获得许多学术上的启迪。在《东方文论选·绪论》中,我曾写下这样一段话:美国斯坦福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刘若愚(James J.Y. Liu)在《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一书中指出:“我希望西方的比较文学家注意到本书提出的中国文学理论,而不再仅仅以西方的文学经验为基础去建构一般的文学理论(General Literary Theory)。”刘若愚教授所提出的这一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我想在此基础上做一点修正和补充,即: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不但应当注意到中国文学理论,而且应当注意包括中国、印度、阿拉伯、日本、波斯、朝鲜、越南等东方各国的文学理论,并与西方文论相互参照比较,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建构所谓一般的文学理论(或曰总体文学理论)。而不再仅仅以西方文论,或仅仅以中西文论为基础来建构新的文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强调东方文论,并非是要与西方文论争强赌胜,而是从文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思考人类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全面地总结人类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总体文学理论,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学和文论发展的基本的和必然的趋向。明智地认识到这一趋向,自觉地把握、顺应这一趋向,我们就能高瞻远瞩,从根本上认识人类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东方文论选·绪论》的这一段话,也正是我本人所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还有一个短板需要补上,即我还没有在西方生活过,没有西学根底与研究实践,我必须去欧美访问游学,亲身体会一下西方社会文化氛围,深入理解西方文学与文论。很幸运,我获得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等校的邀请。1992年初春,我告别妻子及幼女,飞到了大洋彼岸,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比较文学系、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做访问学者。在康乃尔大学,我与著名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H. Abrams)常常往来,受益良多,还拜访了著名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en Culler);在哈佛大学时,我的导师是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当时他既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系主任,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系教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宇文教授抽烟,是用烟斗抽烟丝,他的办公室安了一个排风扇,我去拜访他时,一定要先看看排风扇转不转,如果转,他肯定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我拜访了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交谈中,夏教授告诉我,他对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当时大陆学者不重视的张爱玲、钱锤书写进了现代文学史。多年以后,历史证明了夏志清先生的远见卓识。两年多的异域生活与访学,使我对西方文化与文学有了更深入的体会与理解。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康乃尔大学图书馆,我查阅到许多宝贵的资料,汲取了大量学术信息。1993年,我人还在美国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当时叫作“国批博导”,四川大学非常重视此事,因为当时中文系仅有杨师明照先生、张永言教授、赵振铎教授和项楚教授是博士生导师,加上我才五位,恩师杨先生不断地催促我回国,希望我能为四川大学多做贡献。1994年暮春,我与妻子蒋晓丽(她于次年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一起,从纽约肯尼迪机场乘飞机,经香港回到成都,回到了培育我的四川大学,回到了我熟悉的书斋。

回到国内后,由于我在国外的经历,我回过头来反思国内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研究问题,提出了两个轰动全国学界的学术观点,其一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另一个是中国文论的“失语症”。




1995年,我在《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大陆刚刚复兴之际,季羡林、杨周翰、贾植芳、朱维之等老一辈著名学者就多次大声疾呼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派,表达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共同的热望和心声;但另一方面,相关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却相对贫弱与滞后;一些台湾著名学者也公开批评大陆比较文学界对“中国学派”的学科理论建设“只是流于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而“没有什么建树”。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这篇论文引起了比较文学界的高度关注。该文一发表即在“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被多处引证,反复评说”(吴兴明1999)。南京大学钱林森教授撰文认为“它确实是迄今为止这一话题表述得最为完整、系统、最为深刻的一次”,“令人耳目一新”(钱林森1996);刘献彪教授认为,曹文的发表“无疑宣告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向成熟。……不仅对中国比较文学建设和走向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比较文学跨世纪发展也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刘献彪1996)。该文的发表还令台港学界对大陆比较文学界刮目相看。如台湾师范大学著名比较文学专家古添洪称赞该文“最为体大思精,可谓已综合了台湾与大陆两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策略与指归,实可作为‘中国学派’在大陆再出发与实践的蓝图”(古添洪1998)。


然而,就在“中国学派”的讨论在比较文学界逐步深入的同时,我又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1996年,我在《文艺争鸣》发表《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一文,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论文的基本观点是: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文论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这种“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隐而难见并将遗患深远的文化病态;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甚至可能是极为剧烈冲撞)的结果,是“五四”以来文化大破坏的后果之一;在世纪之交,认识到这种文化病态,能够引起学界的警醒,促使他们真正理解“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一项跨世纪的重大命题,并着手寻求具体的重建路径与方法,以及通过文论话语的批评实践来证实其方法的可操作性;认识并重视“中国文论失语症”,具有巨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曹顺庆1995,1996)。很快“失语症”的呼声在中国古代文论、文艺理论以及中外文论研究界引起巨大反响,众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之命运的重大问题。在世纪交替之际,《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学遗产》、《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史哲》、《文艺评论》、《人文杂志》、《东方丛刊》、《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河北学刊》、《社会科学研究》等众多刊物以及一大批高校文科学报,发表了有关失语症、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以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等方面的大量文章,形成一道颇为壮观、亮丽的学术景观,以至于有学者将我提出的“‘失语’问题”视为1996年10月中国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在陕西师大召开“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的“导线”,由此“拉开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讨论的帷幕”(蒋述卓、闫月珍2002;程勇2001)。提出的关于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问题,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原创性的、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的重大理论问题。我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争鸣》、《文化中国》(加拿大)等重要刊物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与热烈讨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获得季羡林、敏泽、钱中文、张少康、罗宗强、蔡钟翔、黄维樑等诸多著名学者不同程度的呼应;也有许多反对的意见。罗宗强教授(南开大学)在《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的《古文论研究杂谈》中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愿望。因为他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失语症”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其引起的学术论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口号本身。支持者认为,失语症的提出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并有利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探讨。我在《文艺争鸣》发表《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一文,也成为高引用论文,被引量为286。

在学术界的热烈论战中,我更加感受到必须加快我构思多年的《中外比较文论史》的撰写。因为很多的论战,其实是不了解世界文论全貌造成的。不言而喻,这部《中外比较文论史》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大型学术工程,写这种文论史,需要花费比专题研究或国别文论史大得多的心血和精力,而且很容易吃力不讨好。连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样的大学者,其名著《西方哲学史》亦难免于此,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美国版序言中辩解道:“关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我的知识显然不可能和一个研究范围不太广泛的人所能知道的相比。我毫不怀疑,很多人对于我所述及的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比我知道得多。然而,如果这就成为应该谨守缄默的充分理由,那么结果就会没有人可以论述某一狭隘的历史片断范围以外的东西了。”(罗素1963:1)中国古代著名文论家刘勰,在其“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中,也深有感触地说:“夫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远;辞所不载,亦不可胜数矣。”罗素与刘勰所慨叹的“弥纶群言”之难,还仅仅是指同一文化圈内的哲学史或文论研究而言;要想撰写跨越几大文化/文明圈的文论史,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简直就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课题。因为这里面涉及一系列的文化差异与异质文化的可比性问题。因此,这部《中外比较文论史》,特别注重了文化探源性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这是我在比较文学方法论上的又一着力的方面。一般而言,文论史大多论述“是什么”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文论史,只要将“是什么”说清楚,把各家文论思想观点交代明白,也就达到目的了。但作为跨文化研究的《中外比较文论史》,如果仅仅论述“是什么”,总让人觉得不惬于心。在最初的撰写中,我尤为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于是,我调整了撰写大纲,将文化探源式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作为本书一项重要内容;在论述“是什么”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为什么”。我力图从“意义的产生方式”与“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表述方式”等方面,寻求东西方各异质文化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则,并从意义的生成来源、生成方式、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探索之中,进一步清理文论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发展规律。由于这种文化探源式的研究,是从文化基本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入手,因而不但具有探本求源的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是一条追寻东西方文化生成运作机制和规律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这条路径,我们不但可以比较东西方各异质文化圈的不同文化精神,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类文化生成与运作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论特征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给当今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一种“活的”文化运作机制和规则。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到这种文化运作机制与规则,那么不但可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为建构新的文论体系,或者说建构一般的(或总体的General)文论体系提供若干“活生生的”学术规则和运作方式,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堆“死的”材料和人物。作为文论史固然要借鉴古人,要研究“秦砖汉瓦”、“古希腊、罗马”、“吠陀、奥义书”等等“死的”材料,但我们更需要从生生不已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规则,发现其“活的”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同时,也只有在探索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的同时,才可能真正进行深入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真正回答清楚东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分道扬镳”的基本原因;也才可能真正认识东西方各异质文化的不同路径、文论特色及其互识的必要性和互补的巨大价值。


因为当前中西文论对比研究不对称的,这种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缺乏差异比较的学理基础,比较的结果当然也就是可疑的,比较的意义也就是有限的,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学术规范。如果单单从理论内涵的类同性对中外文论进行比较的话,在漫长的人类文论的发展史上就会出现极大的跳跃性,打乱时间的一致性,可比性原则同样会遭到破坏,因此,我选择了以时间的纵向一致性来对东西方文论进行比较分析,这样,至少在比较文学的可比性这一点上取得了相对的合理性。近年来,尽管我的学术思路有所调整,但关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却是一直坚持差异性也应当可以比较的观念,唯有如此,中外文论的比较研究才有可操作性。于是乎,我又开始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提出了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两个重要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问题。

在坚持多年的《中外文论史》编写过程中,我发现不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行了,因为中外文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密切相关,不搞清楚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比较诗学研究也无法真正深入展开。在研究中,我逐渐发现,我国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严峻问题是缺乏自己的、切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的学科理论。正是这种理论的缺乏,导致了中国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许许多多问题以及学科发展上的徘徊与茫然,甚至导致学科发展的危机,如浅层次的比较和“X+Y”的比较。因此,我决心下一番功夫研究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希望能够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发现,一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原有的学科理论(或者说是西方引进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生了错误,而是原有的学科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现状了。以前的法、美学派都是在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欧洲文化圈内的比较,在跨越了中西方文明之后已经变得有些水土不服。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须有自己的学科理论才能解决中国自己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曾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中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其中一条就是跨异质文化。比较文学的前两个发展阶段是在同一文明圈内进行的,而一旦突破这个文明圈,西方原有的学科理论就不行了,如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韦斯坦因坚决反对将文学的比较扩展到两种不同的文明。而中国学者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不同文明,所以,我提出了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没有这个意识,真正的全球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不可能的。


比较文学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差异性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求同,显然是不行的,还必须求异。以前是求不同中的“同”,而现在是要求不同中的“不同”,而且应当将差异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向西方学习了,因为,前两个阶段的学科理论,如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等等,还是可取的,并不是一无是处。这些理论可以拿过来作为我们的学科理论的一部分。因此,学习西方一是可以积累我们自己的知识,二是可以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实现我们自己的创新。


异质性的强调已经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人文学术的创新也需要在异质性的基础上进行。对于异质性的讨论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共同的缺憾,都在于只重视求同性,而忽视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性、异质性。“首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之上,他们是求不同中的同:求不同国家中的类同、不同学科中的共同。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这种‘求同’的理论模式,并不完全符合比较文学的基本事实和客观规律。因为法国学派所强调的以‘国际文学关系’为核心的‘影响研究’,其变异性要大于类同性。即便是在美国学派强调的以‘类同性’为共同规律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变异现象。”(曹顺庆 2008)正因为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有着共同的求同性局限,所以当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实践不久之后,就会出现学科危机,使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陷入难以避免的窘境。由于缺乏变异研究的理论认知、理论总结和方法论探讨,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不是限制了自身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就是导致由局限而陷入无边论的泥潭。经过长期的思索,我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并于2006年在《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研究》,指出:“变异学是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变异学研究的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几个方面共同构筑起变异学的理论体系。2014年,我的比较文学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由国际著名出版社Springer在海德堡、伦敦、纽约同时出版,受到国际学界广泛关注。欧洲科学院院士多明哥(Cesar Dominguez、美国科学院院士苏源熙(Haun Saussy)等著名学者合著的比较文学专著(Dominguez & Saussy 2015)高度评价了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美国普渡大学A&HIS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专门刊发了专家书评(Wang 2013)对该书给以好评。变异学为比较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新方向,它既保证了学科边界的科学性、合法性,又大大拓展了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既打破了求同性思维模式和研究模式的局限,将差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重要研究内容,既能集中体现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治学的方法论特点,又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拓展了国际比较文学新的空间,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2005年,我获得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外比较文论史》又成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项目,促使我进一步加快了写作进度。2012年,该书终于出版,共计260万字,分为四卷。澳门大学黄维梁(2014)教授为此书写了长篇书评,指出:《中外文论史》耗时 20 多年,凡四卷共八篇,连目录、前言、参考书目、后记,共约 4180 页,是皇皇巨著,是中外迄今唯一一本涵盖中外文学理论的史书。主编者曹顺庆把世界的文学理论史以古希腊、中国、印度作为第一个阶段开始,共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占一编的篇幅,一个阶段为时三数百年。”“此书涵盖的国家有中国、希腊、印度、罗马、埃及、阿拉伯、波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美国,跨越欧亚非美四洲,跨越不同的文明。在视野、规模方面,远非William Wimsatt和Cleanth Brooks的A Short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以及René Wellek的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所能企及。此书的总体性、全面性、宏观性厘然可见。”“如果目前汉语的国际性地位可与英语看齐,或者如果此书有英语等外文译本,那么,这部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内容富赡、析评精彩、彰显中国文论价值的《中外文论史》,就是在国际文论学术界响亮‘发声’了。”


如果从1990年算起,我写此书共计用了22年,人们常常说十年磨一剑,我这部书磨了22年!人生易老,我从一个36岁的年轻人,已经磨成了60多岁的老年人!然而,我并不后悔,因为本书的撰写,踏踏实实地强化了我的学术根底,实实在在地推进了我的学术研究,磨砺了我的学术人生,尤其重要的是,撰写这样一部大书,让我在全世界文论资料探幽览胜的同时,发现了许多学术创新问题,我本意仅仅是为了编写《中外比较文论史》,结果派生出一部又一部的学术专著,生发出如此多的学术创新问题,这些创新问题成了我在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学术创新的起点,成了我学术生涯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四川大学将我评为“杰出教授”,与院士同等待遇,我还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等等各种奖励和荣誉。2014年,我担任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我感到光荣的同时,更加感到责任重大:“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


中华美网编辑/彭彪  编审/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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